1我决心解开关于克莱尔的谜题

    致我那未曾谋面的朋友伊斯特：

    我最亲爱的朋友，我早就应当向你回信，但在近来我发现的一切实在太过令人震惊，我始终深陷于对于一切的追索之中，类似解开一个巨大的谜题，以至于我现在才顾得上将这些东西诉诸文字。

    你肯定还记得我曾在那封杂乱不堪的信里告诉你我对克莱尔·阿克曼生平的研究已几乎无法再继续。当然了，两年的努力之后那本书的绝大部分内容已经完成，包括她在法国度过的童年时光、波兰的青年时代以及日后那些广为人知的辉煌成就。

    我也确实找到了不少颇具创新性的视角，诸如她的灵感来源，以及她在匈牙利旅居生活对她晚年创作的影响，从我寄给你的书稿中你也能看到每一点推论我都有着切实的证据。

    说实话，仅凭这些这本书已经不难发表，甚至我已经有相当把握会受到欢迎，毕竟这位在二十世纪享誉世界、今日仍在音乐殿堂熠熠生辉的钢琴家、作曲家（特别要注意她的女性身份）时隔几百年依旧是个话题人物。但和所有前人遇到的问题一样，她人生最为重要的一部分，即自1943年至1944年前后在伦达克集中营在她身上发生的一切对我而言依旧保持着空白。

    也许你会说我是在给自己出难题，成心找不痛快，但说真的，如果不弄清这些，我所做的工作与那些前人曾经反复做过的又有什么差别？

    对阿克曼的研究越深入，我就越能了解到那一年时间必定发生了影响阿克曼一生的重大事件。她是如何从演奏家进一步进入作曲领域的？她的以及那几首举世闻名的琴曲必有指向，那一对象，正如无数学者不断猜测的那样，有很大可能正是在那一年中与她短暂相逢，又快速消逝在她生命中。同样，那个始终被阿克曼贴身佩戴的项链坠，经考证最早也是从1945年的相片中开始出现在她身上的。

    伊斯特，我之所以又一遍重复这些老生常谈的内容，无非是向你强调我越来越深入地认识到如果不能搞懂那一年到底发生了什么，我对阿克曼的研究在我心里就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我将和前人一样对着同一个雕塑从不同视角来回描述，而究竟是什么雕刻了它、它内部的结构如何却无人知晓！

    对这一点的认知无数次在夜里让我辗转难眠，我为此不得不在临睡前通过酒精麻痹自己，好让我多少能维持足够支撑我工作的精力。但我始终对这难题束手无策。

    阿克曼本人既未婚姻更无子女，她的遗物最后均交付给艾米丽·米勒小姐，时隔三百余年，大部分遗物的原件仍摆在位于华盛顿的展览馆、大英博物馆以及她的数处故居中，复印件也不难找到。但被送入那里的都是些老生常谈的东西，曲谱、用过的钢笔那一类东西，对我的研究几乎毫无帮助。

    于是我将重点转向其他伦达克集中营亲历者们留下的历史资料，这多少让我收获了些新东西。关于那些资料，它们大部分已经于历史长河消失无踪，特别是在二十一世纪中叶第三次世界大战中“数据大爆炸”对全人类电子数据造成的毁灭性打击之后。

    但是不幸中的万幸是克莱尔·阿克曼生活的时代靠不住的电子产品尚不那么流行，这让极少数材料得以自毁灭数据的大海啸中幸免于难（这就是我为什么我常说‘不要将一切寄托于信息流’）。我差不多搜集了所有我能找到的那段时期伦达克集中营的亲历者们及相关报道中留下的文字与影像作品（天知道我有多感谢奥德丽·肖特在她那本中对于这些作品的详细记录！）。它们确实开始把我引向正确方向。

    在莱恩·米勒的传记中，曾经提及阿克曼小姐为他们提供了一枚关键性的、能够证明德国军队暴行的毒气罐标签；有十七篇报道均提及阿克曼曾经为一名德国军官处理日常事务，将它们与米勒的传记片段相结合，可以证明阿克曼正是通过为那名军官工作得到了标签（当然，显然是种秘密的获得）。同时，现存资料中，有四篇发表于20世纪四十年代中期的作品盛赞克莱尔·阿克曼是“战争英雄”，因为她挽救了无数人的生命。

    但令人惊奇的是，这一点在日后便少为人们提及了。这不得不说是让人好奇的一点，可令人遗憾的是学界对阿克曼1943－1944年间经历的关注是在21世纪后期开始加深的，而之前人们的目光则多数落在她的艺术成就上，因此已经错失了能够接触大量直接资料的机会。当人们后知后觉地意识到那缺失的一年对她的艺术生命产生了巨大影响时，亲历者们早已与世长辞。

    我说了这么多，无非是要告诉你，伊斯特，和直接将目光落在阿克曼情感生活的研究者们不同，我的研究正是从“战争英雄”开始切入的。在谈及阿克曼的传奇一生时，人们不再频繁地提及这些实在是过于反常。尽管它看起来和音乐、艺术毫无关联，说不定只是当时人们的疏忽或者是对于战争阴云的回避，但我决心探索下去。“忽视细节，忽视全部”，这就是我的准则。

    而我庆幸我抓住了这一点。

    好吧，我应该按顺序向你讲述我是如何推进研究的。最开始我和其他曾偶然关注此方向的研究者一样，将重点放在那枚标签上。我在这条错误的道路上徘徊了足有一个来月，因为根据米勒的传记可以看出，那枚标签促使当年的苏联军队提前解放伦达克集中营——也许这是她被赞誉“挽救无数人生命”的原因之一。

    但当阿克曼去世那一年刊登于上的一篇报道让我注意到一些新东西——或者说那几乎不能说是一篇报道，只是一篇刊登于报纸上的悼文。它之所以能留存至今全要归功于它作者的身份，乔纳斯·朗曼。这位犹太裔电子信息业天才缔造了朗曼家族，使得他用过的哪怕一张草稿纸都留存至今。

    过去人们都忽视了这篇文献，因为它根本不能被任何检索方式找到。它作为私人报纸档案留存在朗曼家族的家族档案馆中，是朗曼人生中无数碎片的一角。而我能得到它也纯属巧合——我与约尼·朗曼在大学中私交甚密，当我向他提起他那位在伦达克集中营中呆过的先祖，他爽快地向我开放了家族档案馆。

    而我在那里获得了那篇文章。

    “也许人们更关注阿克曼小姐的艺术成就，”　朗曼在那篇文章中说，“我的回忆却被她的勇气与牺牲精神充满。那些我和阿克曼一同在德莱恩少校别墅中工作的日子里，我所感到的真相告诉我那枚毒气罐标签相较于她真正做的那些事是如此微不足道。子弹自1944年从枪管射出，却停留在她的人生中，我知道世人都能看见那其中的勇气，她确实值得因此被称为英雄。可我相信只有寥寥数人（如果他们在那些年足够敏锐的话）知道这对她而言有多残酷。而更让人悲哀的是，这一切永远无法被宣之于口，好在如今天父的怀抱向她张开，我相信死亡对阿克曼而言并不是一种终结……”

    我相信任何一个人看见这些话后都会知道“标签”不是重点。“子弹”看起来像是个比方，可是我注意到它和枪管紧密联系在一起，并被赋予了明确的时间。它看起来更像是某件真实发生的事，那件事给予阿克曼她不愿获得的英雄称号，并纠缠着她的一生。

    那篇悼文如此含糊其辞，却告诉我出写作者在模糊大量真相时实际已经看清了它们。我相信在三百余年前，朗曼或许是少数几个洞悉隐情的人。

    伊斯特，我知道对于文字过分追究并且推敲字词大多数时候是不智之举，那可能只是由于写作者的用词不当。但朗曼用“感到”而不是看到的遣词造句方式还是让我在深夜辗转反侧。

    那篇悼文中那些含糊不清的表述、模糊的真相，无法宣之于口的隐情像烟雾一般捉摸不定，难以把握。我在半夜惊醒，在我梦中“感到”这个词如灯火闪烁，让我不得不起身反复思考。那是种气氛，没有证据才会使用“感到”，相比看见了什么那更近乎直觉。

    朗曼什么也没看见，但他就是知道。

    显然除了“感到”真相的朗曼，世人并未察觉“战争英雄”对阿克曼的残酷性。那件让她成为英雄的事为世人所知，可让它变得残酷的秘密则深藏于别墅之中。

    这让我感到一种兴奋的电流贯穿肢体，让我在深夜感到历史那苍灰色的、湿润的烟雾将我笼罩。在三百年前集中营的别墅中，发生了某些足以影响阿克曼一生的事，子弹停留在她的人生中，让死亡成为某种轻盈的解脱。

    关键是，那是什么？我感到我在隔着冬日布满雾气的玻璃凝视屋子中的烛光，它在那儿跳跃，如此迷人，让我想要看清那明亮的火焰。年轻的阿克曼，二十七岁的克莱尔·阿克曼，还是个男孩儿的乔纳斯·朗曼以及……

    那个第一次出现在我视野中的名字。

    德莱恩。德莱恩少校。

    正是在他的别墅中，那些深深影响着阿克曼的事发生了。他是个见证者吗？还是参与者？那些文献中不经意间提及的“某位纳粹军官”？

    我再也没法躺在床上。这时候我不得不依靠那些我鄙夷的电子垃圾，搜索德莱恩少校，加上“德国”、“纳粹”、“二战”这样的字眼，以及“集中营”。几乎一无所获，太多德莱恩出现过……但天色发白时，我终于看到了足以吸引我视线的东西。

    那是一篇历史比我祖爷爷都大的科普文章，在冗长的对于二战时期德国空军制度的普及后，编者放了几张王牌飞行员的照片。其中一张下面，我看见一个名字。

    文森特·冯·德莱恩。

    那张照片自一份老报纸上的报道翻拍而来，模糊得像是洒了水后拍的，是份德语报纸，那类标准的战争宣传报，日期是1943年的10月21日。

    “天空中陨落的黑十字：一次无耻的围歼”，标题写着。下方的黑白照片中，一位年轻军官站在停机坪前向镜头微笑。在他背后是数百年前那种老式飞机，那显然是个阳光充足的好天气。我将那张图片用软件反复智能优化，在将德莱恩的鼻子锐化如刀尖之后，我终于能看清他的肩章。

    用不着多少对比的功夫，我就确认了他的军衔。

    空军少校。

    他看起来相当年轻，面容英俊，顶多二十四五岁。在黑白照片中色调偏浅的头发告诉我他大概率是金发，那么想必也有那个年代备受德国推崇的湛蓝眼睛。

    拍摄那张报纸的文字内容显然不是翻拍者的本意，因此只是照进去一点儿，照片下只余下一行半的文字报道。

    “在遭到盟军四支编队的围攻后，年轻的飞行员们奋战到底。一个为此付出了生命，而另一个，年仅二十五岁的文森特，因为头部受创不得不离开空军，调任伦达克……”

    最后一行的那些字母光剩下可怜巴巴的上半身，但已经够了。

    年仅二十五岁的空军少校，前往了伦达克。

    “我和阿克曼一起在德莱恩少校的别墅中工作”，朗曼在悼文中说。那位少校的模糊身影在我脑海里逐渐变得具象化，如此清晰，像是窗玻璃抹去水雾，明亮的金红烛火就在我眼前跳动。不是老头子或者中年人，他拥有金发和漂亮的蓝眼睛，年轻，相当英俊，曾经是个王牌飞行员。

    德莱恩少校。

    文森特·冯·德莱恩。

    “关于阿克曼的感情生活，那是始终是个谜。就像当那个神秘的项链坠打开，钢琴家双眼中将会倒映出谁的面容一样不为世人所知。”　那篇着名的中曾经总结过关于克莱尔·阿克曼感情生活的所有假设。

    “两大主流假说之一的‘同性相爱’说来源于穆琳·里德尔的一文，里德尔认为那曲透露出阿克曼对于某个女性深刻而无法言说的爱恋，特别是考虑到她的宗教信仰，同性相爱是不可饶恕的罪行。里德尔指出“阿芙洛狄忒”很可能是在那一时期在伦达克集中营与阿克曼相识的画家弗丽德尔·施特恩，这位金发碧眼的英国画家在旅居匈牙利期间因同性恋罪名被投入集中营，并于其中不幸遇难。阿克曼晚年在匈牙利的旅居生活很可能是对此的追思，她在伦达克集中营仅三公里处的别墅也体现着她对那里念念不忘……

    支持另一个主流说法的代表学者是曼德尔·斯特林，斯特林提出达维泽·拜耳，年迈的小提琴家是阿克曼恋慕的对象，阿克曼提到她创作的降D大调前奏曲是一种对于往日的追思，而众所周知拜耳以他的闻名于世。其中对于这些猜测，不同的学者列举了种种线索加以证实，但是均无切实的证据。

    另一说法是广为学界抨击的“军官说”，由戴维·布朗提出，他因此受到犹太极端种族主义者的死亡威胁。作为一种可能假说，它已然伤害了阿克曼的名誉，但是这一观点因其神秘性与不为世人所容的禁忌魅力受到关注。

    其他众多假说，如前文提及的“姐妹说”等都各有拥趸，但目前来看，种种假说之中里德尔的‘同性相爱’说仍为学界主流观点……”

    迷雾重重，阿芙洛狄忒的秘密，雨中流淌的钢琴曲，还有那些着名的曲目，B大调前奏曲、夜曲，夜曲，那些贯穿她生命中的优美乐曲，究竟为谁而作始终是一个谜团。

    而在这个寂静的黑夜，灵光闪现在我的头脑。我打开播放器，又一次让充满房间。在阿克曼她的手指间和琴键上大海止息了它的咆哮，如此寂静、沉默、宽广、深邃，让人联想到一片深邃沉静的蓝色，和弦严整，时不时会有一个跳出的高音，那是流淌的沉默，时不时为其中的炙热惊跳。

    无法宣之于口，为此唯有沉默。那首琴曲在流动，可其中的沉静深邃如海。

    我想，“军官说”再也不是全无道理的猜测。而倘若这一点为真，那么阿克曼对此终生闭口不提也完全说得通了。那是比同性相恋更绝对的禁忌之爱，在战后的漫长岁月中依旧不为世人所容，甚至可能威胁到阿克曼以及她家人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