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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完试那天众声欢腾，整个校园就像一张松了口的渔网，鱼群迫不及待地往外跳。

    宋原回到家之后，休息了两天，在七月四号接到了医生的电话。医生问他，能不能五号就来，六号下午他临时要去市里开会。宋原答应之后，就开始准备起来。

    学校里有公用电话，从他们每周一次的对话中来观察，宋建国这阵子的情绪非常好。

    自从去医院做门卫以来，他每天早出晚归，医院门口人来人往的，把他的注意力很好地分散开了。

    四号是周日，爷俩儿六点钟起了一个大早，宋建国担心去了要抽血，就没吃早饭，给宋原做了一小锅南瓜粥。他们带上身份证、病历卡还有口罩，又收拾了一小袋的药，就锁上门，往车站走去了。

    车在原地等着，时刻表显示还有五分钟发车。他们赶上了这一班，预计可以在八点钟到达。

    夏天刚刚到来的时候，这条路就成了宋原的固定路线，每隔三天，重复往返，行程机械而冰冷。路的这头，是孤独生尘的家，路的那头，一开始是重症监护室，后来换成了科室监护室，再后来是普通病房。

    车程共计有四十七分钟。沿着县道，驶过广阔的麦田、行道的杨树、拱形的小桥；偶尔经过路旁人家的小院，青色的一缕炊烟迤逦升起，又被风镇压着低低地匍匐在屋顶的瓦片上。

    晴天，暴雨天，火球一般的太阳，阴沉的黑云，无论何种天气，无论身旁的乘客换了几轮，宋原都雷打不动地继续着他的循环路线。在这条路上，他往往会把目光放在车窗外，他看起来好像想了很多，又好像什么都没想。

    不久，麦子被收割了，昼夜之间，广阔的金色麦田像水一样忽的蒸发掉了。土地于是显露出松软的、灰褐色的皮肤。

    车来了，上车；车开了，车到站。宋原又一次走进医院，沉重地迈出步伐，去迎接等待着他的未知命运。

    一天又一天，就那样过了大半个月。

    家人该是一个地标，走了很远的路，迷失了方向，顺着地标的指引又回来了；

    该是一串井绳，你是那只汲水的桶，每一只桶一生都只分配了一根绳。万一绳断了，桶就只好一辈子漂浮在暗无天日的井上，直到木板腐朽，破碎，顺着暗流被送到最深最黑的地底；

    该是一根风筝线，线断了，风筝也失去了下落。

    是为命运。

    五号这天，再次坐上这列开往医院的大巴车，看着一旁打瞌睡的老爸，宋原心中的冰层慢慢融化下来，绷起的下颌也逐渐放松。窗外的风景以另一种感觉，崭新地呈现在他面前。

    没有什么要去担心的，爸他回来了，他很健康，他在恢复中。

    我也很好。

    我们都很好。

    那句话不是说，挺过低谷，往后就是攀升了，我们往后会更好的吧？

    宋原问着，在心里给了自己一个肯定的回答。

    复查手术做的很圆满，仍然是微创，从大腿部切开一个小口子，借此观察脑部的神经血管状态。

    医生早早就指挥宋原出去买了两包盐，手术结束后，压在病人的创口上面，起的是止血作用。

    不过没做麻醉，宋建国出来之后紧紧皱着眉，脸上残留着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