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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御史台首脑;御史中丞一职一度空缺不授,天子不知其故。某日,有人向仁宗反映:吕夷简想用自己的人,听说已许诺过了。这引起了天子的猜疑。不久,仁宗就质问御史中丞久缺的原因,吕丞相回答说:此职乃言官之首,自宰相而下皆可弹劾,故人选当出自圣意,为臣岂可擅自决定?此事是否真的出自一片真心,值得怀疑,权谋的成分倒可能更大一些,但却确实令仁宗感到满意。 在吕夷简眼里,皇室金枝玉叶们的利益,必须特别照顾,打破常规也在所不惜。按照以往规矩,宗室没有升迁官爵之法,只有遇到稀有大礼的机会,才普遍叙迁一次。景祐初年,仁宗因过度沉溺女色而体弱多病,吕夷简为博得仁宗的高兴,提议超迁宗室位秩,为此增加的俸禄超过旧时的十倍。宫廷、王府乃至于各地的宗子宗亲们,皆大欢喜。 为了及时了解天子的动向,使自己的举止符合圣意,吕夷简对皇帝身边的家奴;宦官,也广施恩泽。他在初次拜相之日,便利用独掌中书的机会,提高了一批宦官的地位。庆历初,又不顾非议进一步提高宦官的官秩地位。投桃报李,宫廷内管事的宦官自然愿意与吕相公保持密切关系,及时通风报信,他因此获得比其他大臣更多的回旋余地。 至于各级下属、各地的官员们,吕夷简手中掌握着他们最关切的前程路线,只需动张嘴、说句话,便是荣枯两重天。因此,绝大多数官僚都唯其马首是瞻。 吕夷简费尽心机做了这么多事,特别是许多超常规的事,得归得了,失也失了。因为世上总有一些人认死理,讲原则,不满于现状,他失去的便是这些人的认同。吕丞相在位久了,前后便受到一些指责,甚至强烈的抨击。且不说那些别有用心的政客,以范仲淹为代表的一批清流官员的批评,就使他几度陷于难堪的境地。 当年吕夷简违反常规,率群臣陪着仁宗赴天安殿朝贺太后寿辰的做法,就遭到范仲淹等人的反对,他自知范仲淹有理,只是将其奏疏压下。以后,他支持天子废黜郭皇后的事一发生,再度受到范仲淹的批评。这一次,吕夷简怀着不可告人的私心,绝不允许他人阻挠,于是将范仲淹贬逐出京师,从而引起士林一阵sao动。要说他与范仲淹之间真正的交锋,还是发生在景祐三年(1036)。 这一年,代理开封知府范仲淹给天子上了一道《百官图》,排列官员资序,明确标出合理的升迁顺序,要求对官员升降、大臣进退的事,不宜仅听凭宰相专断。随即又上疏仁宗皇帝,抨击时政积弊,并以历史上权臣乱政之例告诫天子。显然,这些言辞是针对吕丞相的,表达了对专权者的强烈不满,将许多官员的心声呐喊出来。吕夷简对此极为愤怒,他除了在天子面前为自己辩护外,又运用权势寻觅罗织罪状,以打击报复对手。 范仲淹素来直言敢行,无论是品行学识还是为官做事,都无懈可击,在当时的文人士大夫中颇有声誉。要给这样的人随意定罪,并不容易。吕夷简最终挑中朋党的罪名,指责对手荐引朋党,离间君臣。说起来,古代政坛忌讳公开拉党结派,帝王最担心臣子们因此形成集团势力,架空天子,把持政权。 结果,范仲淹被贬谪为饶州(今江西波阳县)知州,为他鸣不平和关系密切的余靖、尹洙、欧阳修等多位官员被打为朋党,也先后遭贬。侍御史韩渎还在当权者的指使下,奏请仁宗批准,将有关范仲淹朋党之事张榜朝堂,禁止百官越职上疏议论,使反对派遭到很大的压制。这便是北宋中叶所谓朋党之争的发端。 但与丁谓之流残酷迫害政敌的做法有别,吕夷简给对手总留有余地,不置人于死地,通常是驱逐到地方任职即可,时过境迁后,还允许回朝,因而也没有结下死敌。对于范仲淹,他以后还在特殊情况下适当加以关照。事情是这样的: 康定元年(1040),吕夷简第三度复相后,同僚都畏惧其权势,遇事不敢表示异议,只有参知政事宋庠自恃仁宗的厚遇,多次与他发生争论。他虽然厌烦宋庠,但忌讳得罪天子,未敢轻易动手。 来年五月间,身处战火前线的延州(今陕西延安市)知州范仲淹,从策略上考虑一度与西夏首领元昊互通书信,又烧过对方夹杂狂妄不逊言辞的来函。此事传到朝廷后,君臣都感到有必要追究。吕夷简略加思索,便想出一个巧妙的主意。他在中书故意对宋参政说:人臣无外交,范仲淹怎敢如此行事?宋庠以为吕相公要严惩范某,于是在上朝时请天子斩杀范仲淹。这还了得,本朝祖宗早定下了不杀士大夫的遗训,谁敢轻易破坏规矩,自当引起众怒,成为众矢之的。因此,枢密副使杜衍一听就坚决表示反对。宋参政以为吕夷简必定支持自己,然而吕相公却不发一言。当仁宗询问吕夷简态度时,他答道:杜衍所言是也,只可轻责而已。处理意见就这样敲定。事情传出后,舆论哗然,都指责宋参政残忍无道。宋庠仓皇失措,有口难辩,终于在一片非议声中黯然离朝。随之,吕夷简又以朋党为名,将与宋庠有同年之谊的枢密副使郑戬贬出京城。这可真叫绝,吕夷简既缓和了与范仲淹的矛盾,又打击了政敌,可谓一箭双雕。 晚年的吕夷简,享尽了荣华富贵,也看惯了世间百态,心态逐渐平和了许多。有条野史即反映他的豁达大度:一位叫张球的儒生,大约家境困难,就给吕丞相献了首诗:近日厨间乏所供,孩儿啼哭饭箩空。母因低语告儿道,爷有新诗上相公。他读罢该诗,即馈赠儒生百贯铜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