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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多年的收集整理,芸阁先生对古代青铜器及其铭文进行了系统的考证,写出《考古图》十卷。此书收录了当年秘阁、太常内藏等宫廷和民间几十家收藏的青铜器、石器、玉器共238件,其中的青铜器价值最高,是古代青铜器中的精华所在。因而,《考古图》就成了中国最早的古代器物、铭文著录与研究的专著。吕大临不仅是宋代金石学的代表人物之一,也为中国现代考古学、古文字学奠定了基础。要说考古学在中国之得名,即与此书的名称有直接关系。 这位学究先生是个认死理的人,他既以古礼为研究对象,于是在生活中也以此为准绳。他在《克己铭》中提出:大人存诚,心见帝则。将一个诚字看作为人处世的最高标准,一心追求崇高的精神世界。于是在现实中,他保持着以诚待人、直言不讳的风格。 吕大临的朋友富弼,曾在仁宗庆历年间追随范仲淹从事过新政改革,最终官位做到了宰相。不过,在屡经宦海起伏之下,富弼不免心灰意冷,便信奉起佛陀,借以逃避现实。他获悉此事后,便写信给这位友人:自古担大任者,皆以圣贤之道教化百姓,既成就自己又贡献天下,岂能以官爵之进退、体力之盛衰而放弃责任?如今大道未明,世人昧于佛门与道家,轻视礼义。而今国家提倡儒教,革除陋俗,正要仰仗您的力量。若您精力转移,惟奉佛以求长生,此乃山谷避世之人独善其身的做法,岂不辜负了天下人的厚望?吕大临直言不讳,诚恳地提出了批评和规劝。富弼读罢来信,深受感动,遂回信表示感谢。由此可见,吕大临遵循关学学贵致用的传统,关注关心朝廷命运。 当时,选官与考绩制度也存在不少的积弊,以至于任人唯亲、埋没人才。这本是从来便难以革除的官场顽疾,他从做高官的二哥那里肯定也听到不少,可认真的他不愿袖手旁观,为此专门著文论说,主张改革用人制度,呼吁选贤任能。 元祐年间,随着吕大临声望的远播,朝廷大概也考虑到其兄吕大防在朝主政的缘故,于是破格先后授予他太学博士、秘书省正字的官职,也就是赋予太学教官与校勘整理图书典籍的职责。不久,又有朝臣向哲宗天子推荐其品学出众,堪当大任。遗憾的是,他还没赶上重用便因病辞世,终年才48岁。一块美玉,就此埋没。 聚碑为林 今天的西安碑林,以收藏最丰富的古代碑石而名动天下。当海内外游人涌进这座古典文化艺术宝库时,大概多数人并不清楚它的由来及其与蓝田吕氏的关系。其实,碑林的最早创建者正是吕大忠其人。 吕氏兄弟中的大哥吕大忠(字进伯),是在元祐元年(1086)任陕西转运副使期间想到立碑林的事。当时,他目睹到历代碑刻日遭损毁的情形,不能不深感痛心,为了抢救这些古物,他遂利用职务之便,出面将搜集到的大批关中碑石移至永兴军城(今陕西西安市)府学之内,其中包括《石台孝经》与《开成石经》等几组大型碑石,以及颜真卿、柳公权等名家书写的碑刻,由此而诞生了日后的碑林。 旁的不提,单说《石台孝经》和《开成石经》,前者被业内人士称为碑林中的第一名碑,乃是天宝年间唐玄宗亲自作序、注解并书写,唐肃宗题写碑额的御制石碑,通碑由四块黑色细石合成,碑下有三层石阶,故称《石台孝经》。千余年后的今天,仍能观赏到工整的书法和清新秀美的字体,并从中体会到唐明皇以孝治天下的用意。《开成石经》则是唐文宗太和四年(830)下诏,由艾居晦、陈玠等人用楷书分写,前后耗费七年时光,至开成二年(837)才完成的一部石经,后人又称唐石经。该组碑石包括《周易》等12种经书,由114块碑石组成,每石两面刻字,共刻有650252个文字,是研究中国经学史的重要资料。仅是保存下这两种碑刻,就足以令吕大忠名垂青史。 若再观吕大忠的从政为人,也有值得称道之处。他于仁宗皇祐年间进士及第,入仕后先后做过华阴(今陕西华阴)县尉、晋城(今山西晋城市)知县、河北转运判官、陕西转运副使及渭州(今甘肃平凉)知州等地方官,官衔至宝文阁直学士。在任期间,多有善政,深得下属和百姓的信服。 吕大忠为人耿直厚朴,将所学的关学精神贯彻到自己的言行之中,至死而不悔,因此博得士林中许多人的赞叹。程颐即称许道:吕进伯可爱,老而好学,理会直是到底。有件事颇能反映其忠厚长者的风范:他在任秦州(今甘肃天水市)知州时,本州的判官是科举状元出身的马涓。马判官自我感觉太好,常摆出状元的身段。吕大忠是过来人,清楚此人涉世不深,不懂门道,便善意地劝说这位下属:状元头衔,只是科举及第时的称呼,做了判官再用此名就不妥了,现今的科举学问其实没多大实际用处,还是要注意修身务实为上。经他开导指点,马涓才懂得了勤政、为人之道,日后才有了更大的发展。 晚年时吕大忠因与当政者不和,屡遭贬责,最终染病身亡。吕大忠死后归葬故乡蓝田,算是叶落归根。 《吕氏乡约》 吕大钧,字和叔,在吕家兄弟中排行第三。他从小胆识过人,青年时代曾追随张载学习,读书明理,成为文才兼具之士。仁宗嘉祐年间,他顺利摘取进士桂冠,入仕后先在关中及西北地方衙门供职。其父奉调四川做官,他是孝子,考虑到老人家年迈不宜远行,曾主动请求代父赴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