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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博古斋,晚上经常传出古乐声。

    袁秋华的古琴,翁师傅的二胡,玄武的萧,小李子的埙,隔三差五来个古乐合奏。大家精通韵律,喜丝弦,好钟鼓,与友同乐,以艺会友,其乐融融。纯粹是志趣相投,与君同乐,属于安身立命之余暇,养家糊口之外兴,既不卖艺,也不应酬,也不收徒,就图个高兴。

    声音拨心弦,乐律长翅膀,关不住。心情舒畅也罢,情绪高涨也罢,兴致勃勃也罢,听众没必要猜测奏者是谁,为何而乐,感觉到愉悦就好。街头巷尾,便有人停下脚步,伫立静听。有的呼朋引友,赶到欣赏,称之为音乐盛宴。甚至有人将它录音,放到网上,与众乐友分享,赠与博古斋各种美誉,音乐殿堂、精神食粮、高等乐府。

    手舞足蹈,挥毫泼墨,盎然自乐。书画唱和,。命题之声,应景之作,本来不打算奏,但经不起编辑一再约稿,只好披上个马甲上阵,士气低落,当然索然无味。

    文化基本是玩出来的,古玩是成年后的“玩具”。玩家大多以“玩”为旨,图的是乐。在上世纪90年代早期的收藏圈,行内小型拍卖会上,客户有不少是玩家,他们身份各异,大多不是从事这个行业的人,他们只是比别人多一点闲钱,及多一点对古玩的兴趣。他们今天买,明天也可以卖,高兴就买,不高兴就不卖,但如果是心头好,给再多钱也不卖。这就是玩家,不强求系统收藏,也不讲究利益回报。对于玩家而言,买卖没有贵不贵,只有喜欢不喜欢。讲求“安心”二字,心不安,则玩得不开心。所谓“心安”,就是心里没有后悔的事,没有亏心的事,没有想不开的事,不为名所累,不为利所役,不利用,不算计,不设防,做人光明磊落,清清白白,做事干干净净,坦荡体面。在那个信息不对称的年代,玩家们如鱼得水,买得容易,卖得开心。

    什么是“玩”?就像熟人一样,你不但能了解他的家事,甚至也知道他的脾气秉性和兴趣爱好。再熟的人,你坐在屋里,他一说话,你就知道他来了。再进一步,他一咳嗽,你就知道是他。再熟一步,他不说话,你听到他的脚步声就知道是他。

    他们文化程度不高,为什么也懂得古玩了?这部分人是通过多年的实践,从感觉意识方面掌握了一些辨伪要领,但他们多数只能识别,不能解释。同时也只能凭经验大概进行真伪的判断,不讲理由,也不讲证据。

    文物发展的不同,历经可简单归结为:夏—陶,商—铜,周—漆,汉—玉,唐—俑(造像),宋—瓷,明—木,清—画。

    国内的文物交流有三大形式,一是由政府及私人设置的文物公司,有出口的特权。二是政府批准成立的拍卖机构。三是民间旧货市场和收藏者之间的交流。

    文物拍卖以近现代器物,现当代书画家的作品为主,以海外回流宋代以前文物为辅。中国的高古玉器、新石器时代彩陶、唐三彩、唐以前的石质造像、汉代以前青铜器、明清民窑陶瓷、元代以前的古字画,一直都是西方收藏家的“宠儿”。但重要的夏、商、周青铜器、石刻、玉器、陶器、俑像、漆器,则由于文物法的限制难以进入拍卖行,这些文物基本处于民间私下交流状态。交流总量以明清文物,及近代名人书画,最受藏家追捧,其它则相对较少,但赝品却泛滥与无制。不管是拍卖会,还是私下交易,都是一棰定音,不保真,不包换,也不退货,文物变成了牟利、谋生、得名的工具。隔行如隔山,不懂装懂,“国宝帮”只想快速升值,甚至是为了炫耀、显摆。几十年后,只能是一堆垃圾,投资必然血本无归。结果就是花了冤枉钱,做了冤大头,被一个闷棍打晕。

    凡是国有体制的文博人员,考古人员,严禁接触及买卖民间古玩文物。这一政策制约了他们的市场实践,使体制内人员缺乏真假古玩的辨识能力,不但不允许买卖,还与古玩界隔绝交流和来往,他们被国家养在金字塔内,没有眼力,也不敢下手买古玩。

    有些民间出土和流散的古玩,古玩商也不会让体制内的专家们鉴赏。说穿了,有些古玩来源并不合法,且认为他们的鉴定水平差得远,用不着求助他们鉴定,同时也没必要给自己找麻烦。同一件器物,一二手进价和三四手进价,价格会差数倍。文博人员,古玩商之间,不具备交流沟通的条件,更不会进行买卖交易。

    古董商不与那些不懂鉴赏古玩的人,进行交流和交易。主要因为这一群体不懂得欣赏,没有共同语言和沟通的基础,不但不懂得历史价值及收藏价值,且不懂得养护古玩,有的甚至损毁文化遗存。破四旧的时候,这群体,砸寺庙,多起劲,烧书画,多卖力,批孔斗孟,多风光。真正内行的古玩商,实际上舍不得把古玩卖给不懂、不爱古玩的人,因为真正的古玩商,内心喜欢酷爱古玩,交易并非完全为了金钱,不像竟拍时价高者得,转让主要看对方人品,如果卖给外行,会被看做毁老祖宗的宝贝,良心有愧。古书画,特别怕氧气和光照,会造成“光老化”,禁止拍照。近代书画也不例外,不能长期暴露在阳光下,灯光下,禁止烟熏火缭,虫咬鼠啃,还特别怕紫外线和潮湿。古玩商对这些人,要么不交易,要么卖高仿,认为门外汉只有资格玩赏一些赝品罢了。自知平庸嘛,甘于凡俗嘛,生活平平淡淡,同时也平平安安。看不清潮头风向,非要跟风冒险,用一百块要一万块的货,想捡漏?痴心妄想哦,不可救药!异想天开哈,骗骗这厮!关公面前耍花刀,买的没有卖的精,给他脖子挂一磨盘,大街栽一跟斗。

    古玩这一行,包罗万象,一个人不可能什么都懂,傲慢和咄咄逼人,单打独斗当然也就孤掌难鸣,吃亏的只能是自己。文物有学术研究价值,但未必都有经济价值,及市场需求,并非越高古,越老旧,就越价高,也并非宫廷出来的物件,都是无价之宝。玉就是玉,石就是石,万年的石头,还是石头,不可能变成玉。皇上的厕纸,也是厕纸,不可能变成金纸。要和懂规则的聪明人一起干,最关键还要遇对明师,跟对朋友圈,很多想成为收藏家的收藏爱好者,都牺牲在了拍卖行的边缘。鉴定师要有看到真品的机会,并且进行认真的考察和识别,从而掌握真品的特征。要想看到真品,除了馆藏实物,便是通过行家,或商家之手来了解真品了。搞收藏,最重要的不仅是资金,还需要有庞大信息网,朋友多,人缘广,哪有好东西都能知道,所以说有时候,信息等同于钱。

    袁秋华经常在收藏圈朋友的带领下,寻访各路古玩商店,书画店,购藏古董,有时在知情人的带领下,走街串巷,搜寻以前散落在大户人家里的珍贵古董,例如,康有为家族,朱汝珍家族,商衍鎏家族,甚至拜访近现代及当代书画名家,预订作品。

    她有自知之明,深知宋元书画名迹,不在故宫,各级博物馆,美术馆,即在海外,明清名家大作,即便偶现市场,不是伪作,就是天价,远非一工薪阶层所能负担得起。惯常到近代书画展,当地画廊购买书画作品,不看官衔、头衔、名气,不论名头、流派、行情,只讲作品内涵,艺术水平,囤货以小名家为主,凭借自己的眼力去“淘宝”或“拣漏”。容庚、商承祚的书画,不准出境,属于生僻,冷门,收藏是豆腐价。岭南画派的高剑父、高奇峰和陈树人,及入室弟子,在香港的赵少昂、杨善深,在广州的黎雄才、潘行健,还有后辈杨之光、陈金章、伍嘉陵、梁世雄、林墉、王玉珏等画家。当时艺术品市场还未曾升温,岭南画派在艺术市场一直默默无闻,绝大多数岭南派画家作品都在千元至几万之间徘徊,也就有了“价值洼地”之称。

    袁秋华每月逛两次香港荷里活道的古玩街,参加了不少小型的古玩拍卖会,经常收获惊喜。最大的收益是得到潘玉良的画。潘玉良幼年时就成了孤儿,被舅舅卖进芜湖青楼,学歌伎。十七岁遇到潘赞化,嫁给他后,移居上海,拜师洪野学画,考进刘海粟创办的上海图画美术院,师从朱屺瞻、王济远。1921年毕业后,又考取安徽省公费津贴留法的资格,是巴黎国立美术专门学校油画班的插班生,与徐悲鸿是同学。1925年以毕业第一名的成绩获取罗马奖学金,得以到意大利深造,进入罗马国立美术专门学校学习油画和雕塑。1926年她的作品在罗马国际艺术展览会上荣获金质奖,打破了该院历史上没有中国人获奖的记录。

    潘玉良回国后,在上海和南京的大学当教授。1936年她举办个人第五次美展,《人力壮士》赢得了最高荣誉,但不料在收展时,有人在《人力壮士》上贴了一张纸条,上写:“妓女对嫖客的颂歌”。她出身艺伎,学校录取学生,只认成绩;国家用人,只认人才。这个背景并不是什么秘密,画展时受到羞辱,有人故意捣乱,不管是出于嫉妒,还是源于愚昧,或对女子的歧视,都令世人鄙视,男人真正的风度是学问和尊重,只有下流无耻的男人才会侮辱女人。

    结束了一天授课的潘玉良回到家中,潘赞化的大夫人来了。大夫人倨傲对她说,“国有国法,家有家规,正妻小妾,大主小卑,千古常理,你不要以为当了教授,就可以同我平起平坐”。赞赞化无奈地说,“嗨呀!你入乡随俗吧!”潘赞化赋闲在家,潘玉良挣钱养家,大夫人是包办婚姻,乡村小脚女子,不识字,也不懂洋文,此前呆在老家。潘赞化是留日学生,陈独秀的同学。潘玉良思前想后,又不由得同情起潘赞化来,“倒是他左右为难呢!”于是她心软了,为了不为难丈夫,只好向现实屈服,向大夫人双膝下跪,磕头倒茶。

    第二年,42岁的潘玉良再次坐上了前往巴黎的游轮。这一走就是40年,直到她82岁客死巴黎,也没有再次踏上中国这片故土。寄居法国,生活拮据,她一直坚持不改国籍,不卖作品,不谈情爱。上世纪80年代,她的几百幅画作登上了回国的邮轮,收藏在合肥市博物馆。流散作品也在她死后,在海外屡屡被卖出天价。

    深信,任何一件古董的获取,从来都是物在选择人,而不是人在选择物,人与物之间的缘分,仿佛前世已经注定。

    从2003年起,古玩价格的不断飞涨和海外淘宝市场的全方位开拓,给了古玩商们迅速发展做大的机会,同时这也是拍卖业、画廊业野蛮生长的年代。那时候,好东西出来得多,国人在世界各地寻宝,掀起了文物回流的大潮。一部分“熬不住”的收藏者,以前专门倒卖古董时收的老物件,在折价套现,又或者是行家家中出现变故,囤不住了要出手,所以降价售卖,新入行者的目的基本都是投资和理财。随着收藏者文化水平的提高,社会层次的提升,艺术品的价值已具有综合性的特征,从过去比较单纯的喜欢、欣赏型,开始转变为财富管理,兼顾了增值保值、资产质押,金融工具、企业宣传等功能。实际上,是市场洗牌,也是品质升级。当有“death(死亡)”、“divorce(离婚)、“debt(债务)”发生的时候,家庭变故,也会促使艺术品出现换手。行业里资金和货品周转快,当时不少精品的价格,远没达到它该有的位置,恰恰又是大行家收真品,囤积居奇的时机。真正的好东西,一旦钻进收藏家的保险柜,就不知何时才能再进入市场了。

    袁秋华不仅订阅国内公开发行的《收藏》、《文物》、《书法》、《画苑》、《艺术品》等报刊,又到馆院借阅内部刊物资料,还托海外亲友邮寄《世界艺术品市场周刊》、《艺术品与财富》等期刊,及各大拍卖行的拍卖图册。

    几年下来,通才整理刊登的系列文章,对比市场动态,得出了一组数据,可以比较清晰地发现:据不完全统计,近20年来,从港澳台外流的中国出土文物有近千万件,其中绝大部分是由盗墓者与走私者联手卖出,少数是文博单位的内贼监守自盗所为。这些物品,一部分流向欧美各国博物馆;一部分被以各种名义取得“合法”身份后,由拍卖行公开拍卖;另外一部分,则通过古董市场流向收藏家的储藏室。

    这些文物,大部分售价极低,有些半买半送,甚至一堆一堆地估价贱卖,但经外商转手后,无论是外国古董商售出,还是拍卖行倒卖,一般都可以获得几十倍、甚至几百、上千倍的利润。更严重的是,对于拍卖行来说,这些拍品不但可以回归中国文物的真正价值,可以赚更多钱,且引起的纠纷还会更少,因为大部分走私出土文物,中国政府都没有档案可查,很难举证追讨。当然,最终大部分文物,譬如三代青铜器、战汉古玉、唐陶、宋瓷、佛像、明炉、清翡翠,还会被中国收藏家花巨款买回去,物归原主嘛!

    买家追捧的明清瓷器,在欧洲遍地都是,要求送拍的人非常多,如果全都收下,恐怕还可以拍上几十年。明代,江西、福建、广东等地瓷器行销海外。景德镇青花瓷和龙泉窑青瓷,是明代中前期的畅销品。明代晚期以后,瓷器外销则以景德镇民窑、漳州窑等产品为主,青花瓷器为大宗,五彩瓷器和德化窑白釉瓷器,也较为多见。器形以盘、碗、盖盒、瓶、瓷塑为主。还有八十年代至改革开放前,国家为换取外汇,外贸出口的精美仿古瓷。

    近几年送拍的中国高古文物数量,同样多得超出想象。可以这么说,过去若干年拍卖行掌握的这类拍品,还不及现在一年主动上门联系的数量多。质量也一样,过去能找到一件商代青铜器作为拍品,同事就兴奋不已,现在卖都卖不过来,一般器物有明显残缺,拍卖行都不让上拍,因为大家都知道中国人喜欢完美无缺的东西!

    没“合法”身份的文物,买卖就采取私下交易的方式。所谓非公开拍卖方式,就是由中间商为自己熟悉的买卖双方客户牵线搭桥,对部分对口古董进行价格磋商,达成一致意见后便私下成交。这样做的好处,就是买卖双方都可以省去一些交易税费,而且价格一般都比较适中。

    文物甩锅,套牢,押宝,藏家,炒家、庄家忙得不亦乐乎,评论家、策展人、专家鼓吹,跟进,抬轿,市场澎涨繁荣。

    由此可知,围绕中国文物所展开的一场国际商业运作,有着极为缜密的战略性布局,手法与股市“庄家”惯用的“高抛低吸”伎俩非常相似——一手持续不断地拉高明清官窑瓷器的价位,并有计划、有步骤地分批出货;另一手则利用中国对出土文物的管制政策,大量廉价收购、储备那些时代久远、真正有较高文化含量的高古文物,只待时机成熟,便竖起新的价格标杆,策动这一部分文物“出口转内销”的回归运动,源源不断地用中国人自己的“物”,赚取中国人自己的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