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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店待客

    在银行诞生之前,典当是民间主要的融资渠道。与银行比较,当铺无须进行信用审查,不用第三者担保,只要有价值的东西便可典当。行内熟客交易,各自精打细算的等价交换,从来不做广告,永远不缺生意,只靠人们口耳相传。科技带来便捷,手段花样翻新,共亨泡沫狂欢之际,可一回到现实生活中,世界的运转规则,资源的大户垄断,社会还是老样子。

    古有“坐贾行商”之说。摊贩聚集的地摊市场,以前是古董商进货的上游源头之一,有些“仓储”的味道。现在仿品成摊,赝品遍地,行家也不能从中“捡漏”淘到宝贝,默然退出,守店待客。本地顾客群多为行里人,买真卖真,精品代销,介绍客源,来逛店多是为了“串货”(即买走他店里的东西,放在我店里加价再卖)。这种买主,自然对东西的价格和质量格外挑剔,所以一般卖不上大价位。掮客,也有很多精英,不少都是资深的老“玩家”,他们之所以委屈在外围,多半是资金不厚,销路不广,没有几个“好下家”,而绝非眼力、智力不够。

    商家经济再萧条,市场再混乱,老店依旧细水长流,卖真货,有诚信,通常都是抱着靠货说话的思维,自己不怎么说,看得懂就买,看不懂就别买。老店的真品,是卖给有眼力的行家,卖给资深收藏家。店家以此为生计,左手进,右手出,一生过眼无数古物,真金白银的进出,容不得半点失误。若是买错一件大货,可能好多年都爬不起来。但凡一点骄躁与自负,就可能栽大跟头,甚至倾家荡产,从此挂牌歇业。吃这口饭,能善始终,颐养天年的行家不会多,剩下来的,必定个个都是传奇,一双火眼金睛,一身经验教训,全是一辈子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下cao练出来。懂行的人买的货,自然是器物本身,好的传承能加分,但不会本末倒置。货普,即便是再好的传承,一样不买单。至于是谁传下来,怎么传下来,这些只是宣传的外衣。货品真假基本就有了保障,也是信任的前提,自然广受藏者光顾。多数年月赚不着大钱,但赚得心安,店面几代都在经营,口碑好,假货少,行情不好,也饿不死,市场旺,一月做上百买卖,就是几个客人买。客户出于对卖家的信任,藏家买的首先是放心,就敢花钱。贵也认,买贵总比买假好。

    新店没库存,没老主顾,除了少数普品,都是假货。店主原本不是行家,瞄准古玩热潮,趁势开店捞一把。在古玩城里,卖假货的,比卖真货的赚钱,指的就是这类商人。真假好坏,全靠嘴说,察言观色,八面玲珑,更容易博取他人信任,做到“大生意”。卖假货的基本都活跃在古玩圈的外围,专候初藏者,或外地游客。这帮人很厉害,恭维拍马,巧舌如簧,又粘又腻又甜,不管顾客多有钱,多睿智,但凡一点虚荣心被抓住,一点骄傲心被利用,就把顾客坑死没商量。甚至找人妆扮成乡下泥猴,送祖传宝物上门,或工地偷挖的国宝,然后几个托围上来哄抢,接着地头蛇挤进来捣乱,一帮勾结起来做骗局,坑外地肥猪,越多人抢,他越认为是宝,越多人说好,他越敢放心买,游客被这些商贩哄得姓什么都忘了,被杀猪还觉得有面子。

    袁秋华某次走眼,二千元收件假宣德炉。店主找上门要接手,开价八百。她觉得奇怪,“怎么假东西,你掏钱也这样痛快?”谁知他回答,“你说它假,就是假的吗?我看它,就是明代真品,不是民仿,还是官仿”。袁秋华拿它当垃圾,就扔给店主,没收钱。店主捡回去,就摆在货架最显眼的地方。一个福建人看见,要买炉子。店主开价一万。福建人还价二千。门外进来一戴金丝眼镜的斯文老者,炉子上手摆弄一番,也言称想要,报价五千。现金一拿出来,店主爽快成交。炉子被老者拿走,刚离开店,福建人追上老者,请教,“这宣德炉,是真货呢,还是赝品?”老者一扶眼镜,反问,“晓不晓得景泰蓝?”福建人点头。珐琅调和后的颜料,烧制在陶瓷上称之为珐琅彩、烧制在建筑用的瓦片上成为琉璃、烧制在金属器皿上就叫景泰蓝。袁秋华密切关注炉子的去向。她请两位进博古斋吃茶。老者指明它不是宣德炉,是景泰炉,并诿诿道来。

    景泰是明朝第7个皇帝朱祁钰的年号,他在位的八年内珐琅技法运用达到*。景泰是宣德的儿子。宣德帝重视铜器的制作及铜的冶炼,景泰帝在幼年期间耳濡目染,非常熟悉铜器的制作,而且非常喜欢铸造铜器。在铜器铸炼方面,宣德时期技术已臻完美,不可能有更大的进步了,景泰帝就从颜色方面另辟蹊径,在成品的铜器表面用不同颜色的珐琅做出不同样式的花纹,花纹上采用金银铜丝镶嵌,最后放入窑内高温烧制,炼制出景泰蓝系统。

    袁秋华听得满头雾水,插嘴:恕我孤陋寡闻,景泰蓝要么瓷器型,要么首饰类,没出过炉鼎形呀?

    老者微微一笑。景泰蓝和宣德炉的境遇差不多,明朝历代皇帝也基本只在仿制,无法超越。清代从乾隆时期起,又开始制作景泰蓝。康熙、雍正款的景泰蓝,都是乾隆年间制造的,只是刻着康熙、雍正年间制作的题款。

    袁秋华若有所思:景泰款的宣德炉,儿子仿老子嘛!

    福建人恍然大悟:宣德炉,明朝历代皇帝也基本只在仿制。

    他和老者谈价,加至一万五千元成交,然后迅速消失在夕阳中,似乎怕人抢走。

    宣德炉,明仿,清仿,民国仿,八十年代河南仿,九十年代苏州仿,二千年西安仿。在民国的时候,只有御窑,御制,官仿,高仿,才被称之为古玩。宣德炉的造假*,出现在万历年间,南京的甘文堂与苏州周文甫所造的仿制品,与真的宣德炉只差一等,当时被人搜购一空。赵汝珍《古玩指南》中记,“严氏之炉,皆系劫取宣炉之无款者,充为已有,非其所制”。“玉堂清玩”相传,为明相严嵩之子严东楼的字号,严东楼自己不铸炉,却爱收集上好铜炉,并将“玉堂清玩”堂款制于其上,据为严氏铜器。底款为“玉堂清玩”的宣德炉,也因此被认为是“宣德炉”的知名款识。古玩商虽未能收藏到正品,但却收藏到了高仿,也同样是喜不自禁。

    袁秋华查过资料,让骆先生确认过,它就是时下的赝品,没有铜,没有铁,就是铝,不是浇铸,不是锻造,没经过翻砂,就是倒模,连低仿都不算。

    老者说:如果价值十万的东西,只卖一万,几乎不用看,必假无疑,哪个猪头会无缘无故出让九万利润?

    后来,袁秋华便得知老者是店主聘请的顾问。啊哟,我的老天爷啊!怎么骗人骗到这个程度?这手段太坏了!想到这一幕,袁秋华傻了眼,看样子还是赝品的魔力大,能够满足人的发财欲望,是否真的发财不重要,关键是这种强烈的欲望是否被满足。药,给智者吃,会更聪明,给愚者吃,越吃越蠢。店主从来不在乎吃药,买到50元的假货,600元卖掉,200买的假货,5000卖掉,他的座右铭是,假货不可怕,挣不到钱最可怕。他的说法就是,我卖的人认为是真的,你买的人也认为是真的,那这个就是真的!只有最后高价接盘的那一个,才晓得它是假的!话不投机,袁秋华不想和他多理论,也不奢望真能改变他什么。她既不支持也不反对,反正各人选的路,各人走,责任各人背。吃药一样挣钱,人就会麻木,他的下一颗“药”代价是2万。

    在广州当官的都是外地人,在广州挣大钱的也基本是外地人。店家两极分化,市场摊贩也是一样,各做各的生意,井水不犯河水。卖假货的,打一枪换个地方。中国地大物博,城乡跑遍,一亿人买一件,他也发财了。卖真货的,大多是“行商”。多年前去乡村“铲地皮”,还能“找点老货到城里换俩零钱”。现在一般都是“固定摊”和“固定时间”,零租(按天租)古玩市场这块“风水宝地”把自个店里,或别人店里滞销的东西拿过来甩一甩,碰运气。每个城市的特色古董,市场冷热都不同,他们像候鸟一样穿梭于各地古玩集市,从各地低价收购,再转到别处高价卖出赚取差价,跑场赶集,既进货又出货,业内戏称“南货北调、西品东送”。他们算半个行家,有着异常敏锐的嗅觉和眼力,是古董生意的第一关,他们从没有收藏常识的住家户里抠出好货,再转手卖给开店的古董商。有时碰到真古董,地摊老板自己都不识货,被店家“捡漏”。

    博古斋固定的卖家河南小伙子卢布,在内蒙古赤峰收到一只玉熊,收价不过是50元。进店转卖,说是宋玉,开价2000元。骆先生说东西特别好(大路货),没污垢(没玉沁),品相极好(观赏器),连小裂纹都没有(不到代),可谓完美无瑕(工艺品)。卢布心里叫苦,贬损是买家,买主“挑刺”,说明这东西,其实人家想要。如果把东西大大地夸奖一番,就没戏了,说明东西不对路(辽宁岫玉,玉质一般),或不真(普品,新工),没人想要。讨价还价,最终以150元成交。袁秋华看它磨砣的碾槽、推磨的痕迹、雕琢的刻画、工艺的精妙、神韵、光气、陈化程度,包浆皮壳也符合年代岁月的特征,玉熊不少地方已经钙化,附着着所谓的鸡骨白,断定至少是红山时期的文物。

    所谓的捡漏,说白了,就是仗着货主不懂行,将绝世珍品,按废品的价格收走,美其名曰捡漏。捡到金子随市卖,挣的是异地差价。他们挣的都是辛苦钱,除了挑费,路费,一年剩不下几个,不赔就不错了,但都个体散漫,热爱“自由逍遥”,有游侠遗风,受不了工厂那么多条条框框,宁愿在露天摆地摊,全国各地跑,边游玩边收货,等于旅行。

    店家眼光高,不看人,只看货,货不对路,全身名牌,也直接送客。货好的话,一身破烂,名家也会奉若上宾。平常时,不管收货卖货,眼力说话。但也会碰到一些“浑不吝”,这号人胆子贼大,什么都敢弄。古墓没本事挖,专挖附近的村墓,又没本事,又没出息。平民墓能有什么宝物,无非是铜钱,玉塞,寿衣,古玩商最厌恶这种人,但这些人脾气都很倔,死皮赖脸。古玩商哪敢收啊,不仅价值不高,煞气还极重,只能给些钱财打发走,东西不要,钱拿着喝酒,大爷您别再来了!

    另一种麻烦,就是所谓的出土文物,尤其是青铜器。改革开放初期,河南遍地古墓,盗墓者拿着挖来的宝贝南下,从河南至广州的火车凌晨三点到达,他们从火车站出来,沿人民北一路摆摊,把文物低价卖给前来淘宝的人。任何时代,都有地下买卖。在一些年代,许多再正常不过的买卖,也需要私下交易。这些见不得光的青铜器,买者藏了二十年,趁着古玩热拿出来卖高价。青铜,就是铜锡合金,春秋以前应用广泛,又称夏、商、西周和春秋时期为青铜器时代。按照国家规定,清朝以前的青铜器,不允许买卖,个人可以收藏,但不能交易,更不能私下卖给外国人,无法变现,相当于砸在手里人,要么当传家宝保管,要么捐献给国家。古玩商根本不敢买下来,谁买谁犯法,搞不好十年八年就得往监狱里过。当然像青铜剑、鼎、尊、犀角杯、象牙席等一级文物,有些老板也会收下来,将之上交,和上面搞好关系也很重要,这个大家都懂。

    古玩市场分为三级,最低的一级是古玩店、古玩城、市场地摊、旧货市场;二级市场是注册的艺术品经纪公司、文物商店、典当商行;最高端的市场则是国内外的文物拍卖会。

    广州市的天光墟,清末民初为其全盛时期,在广州长寿西路来初地一带,主要是出售一些旧家具、旧器皿等较为廉价的二手货,以及一些古董和字画等等。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后,军阀混战,古文物由宫廷、大户外流,大量流散社会,落入各地古董商手里。商人将其辗转私运广州再出口,天光墟变成了当时广州古董玩物的集散地。包括容庚、商承祚、朱杰勤等学问大家,也经常逛广州的天光墟。

    1948年,商承祚与容庚皆回到广东,同时被聘为广州国立中山大学文学院语言学系教授,后来联名招收古文字学研究生。居住在陈寅恪故宅,东南区1号,容庚住二楼,商承祚住地下,二人结伴逛古玩街,逛鬼市。容庚擅长辨别青铜器的真伪,买进“越王剑”。1956年,容庚将“越王剑”捐赠给广州博物馆,现已成为该博的镇馆之宝。70年代,容庚又将珍藏的字画、古董分批献出,其中包括宋人《云山图》及祝枝山、倪元璐等人的宇画。80年更将1万多册古文字、金石、考古、书画方面的书籍献给中山大学图书馆,其中许多是难得的拓本和罕见的珍品。商承祚把珍藏的“猴王砚”捐赠给广东省博物馆。猴王砚采自肇庆,由端溪有名的雕刻家郭兰祥雕镌,刻工精细,根据原石中鱼脑冻的形状,将之磨出手捧寿桃要吃的猴子神态,生动活泼。在猴子坐地的山洞,左右上下安排了密密严严的树林,构图配致之巧,堪称绝品。

    改革开放到90年代中期,文昌北路的古玩墟,多数是真货,不需要太有眼力,就能淘到好东西。蓝爷爷用10元买到几大捆民国宣纸。一刀纸100张,相当于每张纸一分钱,如今一张老宣纸,价值一百元,有钱还不一定买得到。有次蓝爷爷将一把巴掌大的琵琶形状旧物,拿给袁秋华看,她查资料,它原来叫做司马秤(俗称“戥”),清代作为称量黄金和名贵药材的量具。因为名声在外,很多北京、天津的古玩商,都专程坐火车来这边摆摊,知道这里连外国的买家都会过来淘货。

    从1996年起,真货源头逐渐都枯竭了。市场上真货是越来越少,假货越来越多,也不知道真货去了哪里?就连修复做旧的物件也不见了,修复至少东西是旧料,再添工补花。市面上以新充旧,陶瓷物品最多,其次是铜器、木雕和竹雕,假货比真品还贵,哪有那么多的漏可捡呢?坏掉了噜!剩下一些卖“祖传之物”的人,基本上都是赝品,开价都要几千或上万元,就是忽悠那些看见就喜欢,心动就买的外行。小心靓嘢被人睇中!古玩商就到港澳台,或去欧美海外市场“淘宝”,“持货”等待市场回暖。坚信“酒香不怕巷子深”,大师之杰作,古玩之精品,经过时间的锤炼,终究会发出光芒,淘尽黄沙始见金嘛!即便当时蒙尘,终会有散发光华的一日。

    在古玩行业里,无论是明清瓷器,还是唐宋瓷器;无论现代书画,还是古代书画;无论明清玉器,还是高古玉器;无论文房四宝,还是竹木牙角;无论古玩杂项,还是珠宝首饰,行业内都有专门研究和鉴定的高人。像卖瓷器的卢达文、卖古画和古书的邓涛、卖碑帖和新旧书的陈焕科等。琴cao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每个人的专业知识,辩伪经验,都是自己花钱,在市场买来的教训。有知识眼力,便有经济收益,这些识别真伪的要领,商人不会外传,收徒还有先天条件和人品要求,依然沿袭着“师傅带徒弟”的传统技艺传承方式,一对一,点对点,手把手,且一朝为师,终生为师,情同父子。

    学古玩需要守得住寂寞,静得下心,吃得了苦,有“三年打杂,十年入行”,乃至“择一业,终一生”的耐心。坐冷板凳,要自甘平凡,但知足常乐,无论行情好,还是市场不旺,始终问心无愧,对得起天地祖宗,不必烧香拜佛。要敬畏古董,在看一只碗时,双手捧着,腰向下弯,像是在叩拜祖宗一样毕恭毕敬。在古玩店里,拿一件东西都不能就这么随手“单拿”,得双手“合捧”;递一样东西都不能就这么顺手“捏角递”,得“骑马过”,就像过河从桥上走一样,小心翼翼地从我这手“过”到你的手上。

    除非内部交流,或互相帮忙,鉴定也不会说真话,更不会估价。发现卖家拿出来的货有问题,店家只需要把器物的口朝下,轻轻地放在柜台上,以示卖家看着办。

    卖主说“鉴宝会专家定价多少”,商家会答,“专家用的是嘴,我们用的是钱,麻烦您出去时,帮我把门关上”。意思是专家的定价,市场不认可。无名无利的事,当今社会几人愿做?满以为撞大运了,没想到撞上一个大陷阱。找专家鉴定,说“真”,你要付钱,说“不对”你也要付钱,他说“不懂”,你会给钱吗?为了钱,专家什么都“懂”了。免费鉴定,你按专家定的价,卖给专家,专家会不会买?现场有没有人要?那么热烈的气氛,高端的机遇,你不试水,跑来冷清清的店里,刺探我的底蕴?毛病!

    卖主说“请问我这件藏品,值多少钱”,商家会回,“对不起,我不知道。要不,您动腿,再找别个问一问”。意思是,知道也不能告诉你。如果说多了,你没卖上希望的价格,会觉得忽悠你。如果说便宜了,万一卖个好价钱,又觉得骗你。左右不落好,反而坏口碑,所以卖高卖低自己看着办。

    这就是商人,任何时候不把事情做绝、做死,尽量留有余地。生意人嘛,讲究的就是人脉。套马杆的汉子威武雄壮,也会“踩雷”,也会“落坑”。懂就买,不懂就不买,在古玩市场里“不包真假”,这确实是自古约定俗成的“行规”。赝品历朝历代都有,高仿在中国是自古有之的一个产业,花小钱买了大宝贝,这叫做“捡漏”,花大钱买了赝品,叫做“打眼”,万一“打眼”,诉诸公堂的情形非常罕见。再热闹也就做看客吃瓜,看糗,商家绝不多事。各人生意各人做,不得罪顾客,也不得罪同行,人情留一线,日后好相见,方能赚得到钱。

    店家也不是不做买卖,好货都先囤了,这是远见与眼界给的高价,买进是高价,卖出必然价高。留回头客,凭的是手艺。江湖的残酷,正在于此,光有热情可不行,手艺各有千秋,收入各不相同,技艺到位,拼的就是胸襟和气度。真货不摆出来,买卖大都私下熟客交易。仿品在质地、工艺上,与真品非常神似,除了年份不一样,这样的高仿,官仿,御仿,其实也有一定价值,但在交易时另外约定,或明标价码,童叟无欺。

    例如一只仿乾隆的花瓶,如标明是“乾隆款”花瓶,一般都知道是仿古瓷瓶,但如果说是乾隆年间的货,民窑精品,或官窑御制,甚至是清宫流散,乾隆《石渠宝笈》》上的东西,就不该了,几百块买个仿品,不伤筋骨,骗取几万,就是伤天害理,骗人几十万,无疑就是犯罪。况且人外有人,一旦事发,必然招灾致祸,凡事有因果,苍天饶过谁?

    或是打着收藏的幌子,干点别的,挟带私货,另有算计。境界上不去,视野打不开,进不去高层次的朋友圈,半生都在淤泥里打滚。有的一月,挣一年的钱,有的受苦受累一年,挣不回车票钱。

    收藏者为了不花钱找个店家高手鉴定,假借卖古玩,看看商家对藏品的态度,如果不收买,便认为有可能是假货,如果问价收买,便认为是真品。其实商家一看藏品,就明白对方的来意和目地,所以仍然听不到实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