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章

的明证，便打断他的话说：“好了，好了！我亦知道，你有难言之隐，不问到你是不肯说的，还是我来问。钱宝生承认不承认他卖了砒霜给杨乃武？”

    “承认了，不承认不会出甘结。”

    “好！辩得好！”刚毅冷笑，“他是自己承认的，还是你劝他的？”

    “钱恺劝他，我也劝他。”

    “你怎么劝他？”

    “我说，真是真，假是假，赖不掉的，不如说实话的好。”

    “就是这两句话？”

    “是的，就是这两句。”

    “那么，”刚毅看着面前的口供单问，“沈彩泉怎么说，你苦口婆心劝了他好一会儿？”

    “那是沈彩泉瞎说。”

    “照你说，钱宝生听你一劝就听了？”

    “也因为钱恺劝他说陈秀才不会叫你上当的，听他的劝，没有错。”

    “于是，钱宝生就听你的话，自己写了一张甘结？”

    “是的！”

    “自己具的名字？”

    “是的。”

    “你没有教他怎么写？”

    “是的。”

    “是他自己写出钱宝生这个名字？”

    这一问将陈湖问住了，说得上口滑，失去照顾，又出了漏洞。

    但事已如此，唯有硬着头皮依旧答一声：“是的！”

    “哼！”刚毅冷笑，“钱坦既然如你所说的，因为有债务纠纷，宝生这个名字早已废弃不用，而且他在花厅上跟县官表明，自己叫钱坦不叫钱宝生，何以在甘结上自己出尔反尔，写上钱宝生的名字？这不是前后不符？陈湖，你别以为死无对证，当时在场眼见的，还有个沈彩泉！等问出来是你胡说，小心你的皮！”

    这下，陈湖着慌了！心里思量，这个漏洞应该赶快把它补起来。可是已经没有机会，因为堂上问到别的事情上头了。

    “钱坦写完甘结以后怎么样？”

    “写完甘结，”陈湖嗫嚅着说，“自然释放，由他兄弟陪着回家。”

    “没有给他一张县官出名的‘谕单’吗？”

    “啊，啊！有的。”陈湖装作突然想起的神情。

    “怎么会出来这么一张谕单？”刚毅问道，“是预先讲妥的，还是临时提出来的要求？”

    “是——”

    “慢着！”刚毅大声打断，“你答供以前，想一想沈彩泉的口供，也想一想沈彩泉当时在场，此刻在监狱里，随时可以提出来问。”

    这是提醒陈湖，现有人证在此，撒谎无用！或者，撒谎先要照顾到沈彩泉的口供，如果与沈彩泉的口供抵触，而又无法证明沈彩泉的口供不实，大可不必白费心思去撒谎。

    陈湖转念到此，不觉气馁，戒备警觉的心思，一下子落了下来，有气无力地哼了一声，表示领会。

    “好，你说下去，是预先讲妥的，还是临时提出来的要求？”

    “预先讲好的。”

    “怎么讲来的？”刚毅问，“是不是当作一个条件，拿县官的谕单，换钱坦的甘结？”

    “是，是这样，钱宝生——”

    “钱坦！哪里有什么钱宝生？”刚毅厉声纠正，将陈湖吓得心跳不止。

    “钱坦，”陈湖不由得改了口了，“钱坦说：‘写了甘结，不就要到杭州府吃官司去了吗？’沈彩泉就说：‘不会！刘大老爷可以写一张与你无干的谕单给你。’这样，钱坦才具了甘结。”

    “那么，谕单呢？”刚毅问说，“是否你写的？”

    “是的。”陈湖解释，“沈彩泉说：‘谕单如果请黄师爷去写，今天就拿不下来了。不如请你写一张，我拿到里头去盖上大印，让钱老板随手带走，大家省事。’因此，我就写了一张。”

    “你的意思是，沈彩泉就是县官，你就是县衙门的刑名师爷？”

    “这，这话不能这么说。”

    “不这么说，怎么说呢？”

    刚毅的话没有错，沈彩泉可以替刘锡彤做主，而他是替黄师爷代劳，两人不就像一个是县官，一个是刑名师爷？陈湖无话可答了。

    “陈湖！”刚毅认为他辞穷理屈，内心必已动摇，此时晓以利害，可以促使他彻底悔悟，所以和颜悦色地说，“我替你想想很可惜，也很犯不值！你无非身为余杭县的子民，又蒙刘大令器重，有可以效力之处，尽力而为，即有错误，也是情有可原的。因为，你并不是从中架弄是非，乘机敲诈勒索，没有什么了不起的罪过。可是，像你现在这样，处处掩饰，处处破绽，仿佛蓄意要冤枉杨乃武、葛毕氏，这情形就不同了！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替人受过？”

    这“替人受过”四字，打中了陈湖心坎，力量很大，不由得失声长号：“堂上明见万里，我真的是替人受过。”

    “不要紧，不要紧！”刚毅急忙安慰他说，“你答的话很多，不过还没有画供，就不算落案，补救还来得及！”

    “是。”陈湖重重点头，用软弱求援的眼色，望着刚毅。

    “只要你自己愿意补救，本司与人为善，一定给你机会。你知道不知道，应该怎么补救？”

    “请堂上明示。”

    “很简单，你说实话就可以补救。”

    “是！”陈湖嗫嚅着说，“不知道哪几句话不实？”

    刚毅笑一笑，随又放出庄重的脸色，“这因为你不实的话太多，自己都记不清楚了。”他停了一下说，“本司既然答应给你机会，只好破费工夫再问一问。”

    于是从书办那里取来陈湖的供词，从头细看以后决定，挑最有关系的两件事，重新审问。

    “钱坦一名钱宝生，你是听别人所说，自己也记不清楚，是不是？”

    这是替他开脱的问法，也是为了便于他改口，陈湖当然懂得其中的用意，很清楚地答说：“是的。”

    “他本人当然不肯承认，是吗？”

    “是！”

    “既然如此，他甘结上一定不会自己写钱宝生这个名字。你恐怕记错了，倒再想想看！”

    不用再想了，既然已决定说实话，正好以话搭话，“是的，我记错了！”他说，“当时钱老板要写上钱坦的名字，我说，你这样写了，等于不写。杨乃武供的是钱宝生，不是钱坦。后来钱恺也帮着劝，说这张甘结无非装个样子，用什么名字都没有关系，钱老板才照办的。”

    “嗯，嗯，这才是情理中的事。我再问你，钱坦在县官面前不肯承认卖砒霜，而经你们一劝，肯写甘结了，其中一定有个他不能不写的道理。这个道理，照沈彩泉的口供看，已经很清楚了，我们要看看你是不是真的肯说实话！”

    “一定说实话。”陈湖答说，“钱老板所怕的，就是送到杭州府去过堂，不肯写这张甘结，杭州的官司吃定了；肯写这张甘结，县官再给他一张与此案无关的谕单，官司可免，钱老板当然愿意。”

    “钱坦的意思是，没有县官保证他不牵涉在内的谕单，就不肯出具甘结？”

    “是的。”陈湖答说，“钱坦跟我说，我不能‘自绊石头自压脚’。”

    “那么，谕单这个花样是谁想出来的？”

    “是我一时想到的。当时还没有谕单这个名目，我只说，我可以去替他弄张东西出来。”

    “然后，你就动笔写谕单了？”

    “不是！我哪好这样子自作主张。就算我写了，没有大印也没有用。”

    “照此说来，是先问了刘大令的？”

    “当然。”

    “谁去问的？是你自己？”

    “不是的。我告诉沈彩泉，沈彩泉说：‘这要问问大老爷看。’就进去了。”

    “出来以后怎么说？”

    陈湖觉得这句话的出入关系很大，所以细想了一会儿才答说：“沈彩泉告诉我，刘大令的意思，为了体恤钱某人，这张谕单可以出。”

    “于是，你就拟了一张谕单的稿子？”

    “是的。”

    “有没有给刘大令看过？”

    “当然看过的。”陈湖答说，“看了好些时候才拿下来。”

    “刘大令有没有在稿子上批了什么？或者照一般办稿规矩，在上面画行？”

    “没有。”陈湖答说，“不过改动了几个字。”

    “改动的是什么字？”

    “记不得了。大致是语气改得比较活络一点，轻一点。”

    “以后呢？”

    “以后？”陈湖想了一下，很起劲地说，“两方面都很感谢我，刘大令还请我吃饭，我完全是好心，帮他们双方调解，公事上既能交代得过去，钱坦亦不至于受累。我做事一向是如此的，只要人家有困难，我跑跑腿，赔点气力精神无所谓。”

    “嗯！嗯！”刚毅本想驳斥他一番，转念觉得大可不必，只说了句，“可惜，你热心稍微过度了些。”

    “是！”陈湖乘机恳求，“堂上明见，小地方的人，见识浅，事情不知道轻重，只为了太热心，所以有的地方错了不知道。求堂上笔下超生。”

    “果然情有可原的，我自然请上头从轻发落。”刚毅问道，“在这件案子里头，你还参与了哪些事，你自己说！”

    这下又使陈湖为难了。他参与的事件很多，说出来都是对自己不利；但如隐瞒不说，固可搪塞一时，就怕沈彩泉再供出什么来，显得自己又在撒谎，连刚才那番实供的效用都减低了。

    因而踌躇了好半天才说一件事：“后来上头派一位郑大令来查，钱坦兄弟来找我，问我怎么办？我说，你们照实回答，果然没事。”

    “此外呢？”

    “此外？”陈湖装作茫然而疲累的神情，“没有啥了！”

    其实，此外即令有所参与，亦已无关宏旨。刚毅便关照书办，将陈湖的口供交本人核对。陈湖看得很仔细，指出几点记错了的地方，一一改正，签名画供，便好回监狱去服他的由太医院弄来的“好药”了。

    对于陈湖的口供，翁曾桂与林拱枢都很满意。包括刚毅在内，一致同意，应该传刘锡彤来问了。

    这当然要禀明堂官。桑春荣的态度，大家是知道的，始终存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想法。另一位新任的满缺尚书，态度亦很可疑——这位尚书名叫皂保，字荫方，道光二十五年乙巳恩科的进士。这一榜也是人才济济，其中有两位更于朝局大有关系：一位是文祥，满洲镶白旗人，现任武英殿大学士军机大臣，明敏通发，有为有守，朝廷决大疑、定大计，最后都是他跟恭王两人主持；另一位是阎敬铭，曾经当过山东巡抚，如今家居养病，但清廉耿介，精明务实的风格，很能一振宦海颓习。不过皂保却是庸才，而且相当势利，怕亦会想到刘锡彤是宝鋆的乡榜同年，曲意徇庇。

    因此，三个人商量下来，决定要等两位侍郎到部时，才去谈这件公事。这两位侍郎，一位是满缺左侍郎绍祺，他是当年与翁同龢一致主张本案应该驳回浙江重审的，自然会一本初衷，力主严办；另一位是到任不久的汉缺左侍郎袁葆恒。此人是名父之子，他的父亲袁甲三，在洪杨作乱之初，颇著战功，在两淮各地建有专祠。袁葆恒由翰林参军，先在李鸿章幕府，后来为左宗棠西征督饷，先后五年之久，最后因为意见不合而分手，内调为侍郎，由吏部转刑部，为人精明强干，颇持正论。如果桑春荣、皂保有什么反对传问刘锡彤的表示，便可请出绍、袁二人来抑制。

    到了第二天上午，很凑巧的，“六堂”都到了衙门，在白云亭休息聊天。于是翁曾桂约齐了林拱枢、刚毅，一起抱牍上堂，面报公事。

    听刚毅讲完审问沈彩泉与陈湖的经过，心直口快的袁葆恒说：“勾串药证，铁案如山。刘锡彤就不是解任了！很可以奏请革职，归案讯办！”

    此言一出，桑春荣与皂保默默无所表示，承办的三司员，却是大为宽心。袁葆恒的态度，可说超出了他们的希望。就算讨价还价，至少传刘锡彤到案来问这一节，总可以办到了。

    果然，皂保还价了，“我看，”他说，“奏请革职还早了一点吧！”

    “先传他来问一问，亦未尝不可。”

    “是的。”绍祺附和，“我看先传他来问一问，亦不妨对质。”

    “就这样吧！”袁葆恒问道，“两公对这件钦案，想来亦赞成秉公从严？”

    由于“钦案”这顶大帽子笼罩着，皂保与桑春荣都不便再反对。于是很顺利地发出了公文，传唤解任余杭县知县到案应讯，公事上的措辞很温和。

    这一下刘锡彤吃紧不小，跟袁来保去商量，是否可以拒绝，因为他并非案中人犯，亦非证人，自觉不该与杨乃武、葛毕氏在一案中被讯。话是有道理的，但袁来保劝他要考虑后果。

    “如果说，刑部司官一定要请老兄到案，他们自然有法子。奏请上裁，是一法；行文浙江巡抚，下札子给你，也是一法。不过，”袁来保说，“那一来除了耽误工夫以外，对老兄一定大为不满。敬酒不吃吃罚酒，就没有意思了！”

    “这杯‘敬酒’，可也不容易喝噢！”刘锡彤苦笑着说。

    “总比捏着鼻子灌好得多。”袁来保说，“老兄问心无愧，去一趟怕什么？”

    最后这句话很有分量，刘锡彤如果一定不肯应讯，先就显得情虚，这样，宝鋆即使肯帮忙，也会觉得无所措手。转念到此，只好硬着头皮到刑部浙江司去报到。由翁曾桂、林拱枢、刚毅三个人一起接见。

    总算很客气，不是堂上、堂下很明显的审问的样子，是用东西双方，宾主相对的会晤方式，不过，“主人”后面另一张小桌，坐着录供的书办。

    “杨乃武、葛毕氏一案，传唤人证，逐一研审，案情大致已经明了了。”翁曾桂说，“不过还有几点疑义，非请贵县来说明，不能了解。”

    “此案纠葛甚多，”刘锡彤答说，“本县是初审，命案有钦定的限期，所以总以符合功令，尽速申详为宗旨。有许多情形，本县都是奉命办理，并非故意罗织。”

    这番话已有将责任往杭州府推的意味，翁曾桂便顺着他的话说：“是的，是的，要请教贵县的，正就是贵县奉命办理的两件事。第一，贵县所传唤的爱仁堂店东，到底叫什么名字？”

    刘锡彤料到必有此一问，随即答道：“杭州府的公文，说杨乃武向爱仁堂店东钱宝生购买砒霜，本县出票传唤，自然是传钱宝生到案。”

    “钱某到案以后，曾经声明，他不叫钱宝生，名叫钱坦，是不是？”

    “不是！”刘锡彤断然否定，“钱宝生没有说过这话。”

    “是没有说过，还是说了，而贵县没有听清楚？”

    这实在已有开脱之意，所谓“避重就轻”，而刘锡彤是抱定宗旨，预备硬赖的，所以高声答道：“没有说过，并非我没有听清楚。”

    “那么，钱坦具有甘结以后，贵县可曾给过一张谕单？”

    “有的。不过，”刘锡彤很清楚地说，“甘结、谕单上的名字，都是钱宝生，不是什么钱坦！”

    做“主人”的三位司官都愣住了！他们的感想相同，刘锡彤居然如此硬赖，问下去不会有结果。翁曾桂抱着姑且一试的心情又问：“贵县所出的谕单，何以能说此案与爱仁堂店东无关？”

    “本就无关。”刘锡彤以一种傲岸冷峻的语气回答。

    “你答应他不必过堂？”

    “既然无关，自然不必过堂。”

    这就问不下去了。再问下去，就会变成争执法理，各持一端，难有定论。翁曾桂立即做了决定，结束这一天的询问。

    “是了！”他说，“贵县的意思已经了解了。还有些小小的疑义，回头我们商量一下，如果能够弄清楚，最好，否则，明天还要劳贵县的驾。大概也就是明天再向贵县请教一次，就可以结案了。请贵县听招呼吧！”

    等刘锡彤辞出，刚毅首先就忍不住骂：“这个老小子，真不要脸！这么明明白白的事，居然硬赖！”

    翁曾桂成竹在胸，微笑说道：“子良，少安毋躁！走，还是我请你喝‘干榨’。”

    翁曾桂特做这个小东，是不愿在部里谈公事，因为他已发觉，满汉两尚书，对于传询刘锡彤的情形，都很关心，派了人在打听。而翁曾桂所设计的办法，是不能泄露的。一泄露，传到刘锡彤耳朵里，他会设法规避，譬如报病之类，那时再要弄他到刑部来，就得大费手脚。

    “事情明摆在那里，这位刘大令软硬两不吃。不过，软硬之间，比较起来又是吃硬不吃软，所以像今天这样给他面子，一点用处都没有。”

    “着啊！”刚毅觉得翁曾桂的话，说到了他心里，痛快无比，干了一杯酒说，“早就该给他一个下马威。”

    “先礼后兵。今天这番客气不可少！”林拱枢说，“这样做法，两位尚书知道了，也没话说。”

    “是的。我也是这个意思！”翁曾桂说，“客客气气问他，他不肯说，那就只好公事公办了。明天我们坐堂，还要传沈彩泉、陈湖对质，就那一堂把要问的都问了，然后开棺检验，赶在年里便可结案。”

    “好！”刚毅又干了一杯酒，“这样才干脆。”

    “不过，看样子，刘大令决不肯甘心到堂受讯，所以我们这番布置，明天临时再提出来。今天，大家只字不提，免得泄露风声。”

    “怪不得！”林拱枢笑道，“老兄今天对他那样客气，原来是条缓兵之计。”

    “不是缓兵之计，是稳住军心。”翁曾桂说，“回头我们三个人联名写封信，请他明天到部一谈。只要把他骗了来，就不怕他放刁撒赖了！”

    傍晚将信送到，刘锡彤大为得意，向袁来保夸耀，说那些司官都是欠缺阅历的后辈，不知轻重深浅，越对他们客气越坏事，正合了“人善被人欺，马善被人骑”这句俗语。只有像他这种态度，反倒能使他们改容相谢。

    因此，刘锡彤第二天一早到部，还是毫不在乎的神色，可是被引入浙江司的公堂，一看正面陈设公案，后面并列三椅，书办录供，差役伺候，那种“三堂会审”的格局，不由得颜色大变。

    “这是怎么回事？”他神色凛然地问。

    “请你老听审！”

    差役很客气，而且端了张椅子摆在公案左侧，刘锡彤的气就消了一大半，不过心里着实有些发慌，不知道要审什么人？

    就这当儿，翁曾桂、林拱枢、刚毅联袂出堂。刘锡彤本想站起来，但心中万分不愿，迟疑之顷，三司官已经入座，那就不必多此一举了。

    见此光景，刚毅大为不快，灵机一动，要给刘锡彤来个下马威，当即问道：“是谁值堂？”

    值堂的差役名叫毛刚，闪出来躬身答道：“毛刚在！”

    “取戒尺来！”

    毛刚一愣，但只能答应一声：“是！”将戒尺取来，交到刚毅手里。

    “别走！”刚毅让毛刚站在公案旁边，“问案有问案的规矩，听审有听审的道理。县官七品，见了五品的司官，坐在那里动都不动，那叫什么规矩，什么道理？刘大老爷没有做过京官，也没有到刑部来过过堂，不能怪他；你值堂的就该拿这些规矩道理，告诉刘大老爷才是！来，把手伸出来！”

    毛刚听得这顿责备，莫名其妙，不过司官老爷动怒，不能抗拒，眼前的几记手心不肯挨，马上就会换来一顿皮开rou绽的板子。因而虽觉万分委屈，仍旧乖乖地将手掌伸了出去。

    “我打你个不懂规矩道理！”刚毅拿起戒尺，重重打了两下，然后喝道，“下去！你再不懂规矩道理，我还要打！”

    刘锡彤见此光景，恨不得有个地洞可钻，而毛刚也终于明白了，刚毅是借题发挥，自己无缘无故替刘锡彤挨了打，这一口怨气非出不可！

    于是，他走到刘锡彤面前，请个安说：“多谢刘大老爷的栽培！”说完，掉头就走。

    刘锡彤又羞又气又恨，脸上一阵阵青红不定，而翁曾桂却开口问了。

    “刘大令，我问你——”

    “你问我？”刘锡彤突然跳了起来，像疯病突然发作似的咆哮着，“我是奉旨来会同检验的，不是来受审的！你连这点道理都不懂，还做什么司官？真是岂有此理！”

    堂上堂下，无不诧异。翁曾桂倒还沉着，“你不用忙！”他说，“开棺检验也快了！”

    不管是发威还是发脾气，必得有人响应、附和或者相劝，固可助长威势，哪怕对吵对骂，亦可以持续。

    如今堂上堂下都出以冷静，只有翁曾桂这样冷冷地答一句，刘锡彤就想再闹也闹不起来，颇有难以落场之势。而刚毅却更刻毒，仿照“审头刺汤”陆炳对付汤勤的办法，断然撤座。不过不必出声，只做个手势，那挨了打的毛刚，立刻就把刘锡彤的椅子移走了。

    这一下搞得刘锡彤更为尴尬，欲待发作，只为刚才的脾气发得太过，劲道一泄无余。想想只有拂袖而去，才是保全面子的办法。

    谁知他刚一移步，翁曾桂已经开口：“带沈彩泉！”

    听得这一声，刘锡彤的脚步不由得就是一顿挫，刚毅却以揶揄的口气问道：“刘大令，你不听听你的门丁供些什么？”

    “听就听！”刘锡彤负气答说。还有半句话，“你以为我情虚怕听？”却是到了口边，又咽回去了。

    等到差役将沈彩泉带上堂来，他一看刘锡彤气鼓鼓地站在那里，不由得便有些畏缩。刚毅便拉一拉翁曾桂的衣服，表示让他来问。翁曾桂会意，而且也有自知之明，若论从文书中去研判案情，他并不逊于刚毅；谈到笔下，更远胜于刚毅；可是坐堂问案，刚毅的敏捷明决，却自叹不如。所以点点头表示同意。

    刚毅是在想，刘锡彤的气焰大挫，就这堂便可将他问得哑口无言。但沈彩泉见了主人，不免畏惧，如果吞吞吐吐说得不实在，刘锡彤的气焰复长，便成了波折，再要传刘锡彤来问，便成妄想。那时说服堂官，用严厉的手段，迫使刘锡彤就范，固无不可，但很费手脚。所以，他决定给沈彩泉来个“下马威”，要教他怕问官甚于怕主人，局面就可以彻底控制了。

    “来啊！”他威严地喊，“伺候大板子！”

    “喳！”管行刑的差役，将一条五尺五寸长的大竹板，使劲往青砖地上一摔。

    “沈彩泉！”刚毅清清楚楚地说，“你的口供都在这里，你是识字的，口供经过你自己看过，画过押，都是你自己承认的实情。现在我再问你，如果你有一句跟前供不符，看我不打烂你的两条腿！”

    “是！小的不敢。”

    “谅你也不敢胡乱翻供。”刚毅说道，“你把当时验尸的情形说一说！”

    沈彩泉第一次如何答供，已不能记得很清楚。他心里在想，只要照实答供，总不会错。因而从到现场说起，沈祥如何喝报，他如何“纠正”沈祥，不应是因烟毒而死，以及葛小大尸首肿胀，口鼻间有血水的情形，供得比第一次更详细。

    这一下，立刻就出现了与余杭县报杭州府公文不符的情形。

    “余杭县刘大老爷，”刚毅改用一种道员、知府对县官的客气称呼，“原验葛品莲的尸身，仅不过口鼻流血，你报府的尸格，填的是‘七窍流血’。口鼻只有两窍，还有五窍是怎么回事？”

    改填“七窍流血”是陈湖出的主意，但责任却完全在刘锡彤身上。这是一个很明显的漏洞，怎么样解释也无用。刘锡彤将心一横，扭过脸去，不理不睬。

    “哼！”刚毅冷笑，“谅你也无话可说。”接着又吩咐：“沈彩泉，你把传爱仁堂店东钱坦到案审问，一直到释放的经过说一遍。”

    前面验尸的那一段，刘锡彤还不大在乎，及至听沈彩泉讲这一段，如何陈湖陪着钱坦来询问案情，如何拿杨乃武在杭州的供单给他们看，如何受托到花厅去探看县官审问钱坦的情形，如何将钱坦领出来加以威吓，倘不承认卖砒霜便要解到杭州府，如何由陈湖劝钱坦出具承认卖砒霜的甘结，越听越紧张，越听越愤怒，心惊rou跳，大为局促了。

    及至听到沈彩泉说，陈湖拟好一张与钱坦无干的谕单，送到签押房时，刘锡彤心恨出卖主人的恶仆，再也忍不住了，抢步上前，握紧老拳往沈彩泉脸上捣了过去。

    “你这个丧尽天良的混账东西！”刘锡彤口沫横飞地厉声喝骂，“满嘴喷粪，胡说八道！”

    一面骂，一面揪住沈彩泉乱打，堂上当然看不过去，齐声叱斥：“住手，住手！”

    刘锡彤恼羞成怒，什么都不顾了，将头上七品顶戴的一顶官帽取下来，狠狠摔在地上，跳着脚大吼：

    “我拼老命了！你们参革我好了，随便怎么处置我好了！”

    到此地步，已无法再往下审了，实际上亦无须再审了。翁曾桂做主，先行退堂，沈彩泉还押，刘锡彤饬回。然后一起商量，都认为案情已经明了了大部分，钱坦不曾卖过砒霜给杨乃武，杨乃武亦不曾指使葛毕氏毒杀亲夫。至于葛品莲死后检验，并无七窍流血的情形，口鼻之间有血，大概是由于天时炎热，停尸未殓，以致发生尸变。不过，葛品莲虽可确定不是死于砒毒，究竟是病死，还是另有其他死因，却无从研判，那就只有开棺检验之一法了。

    “案子到此地步，杨乃武、葛毕氏的沉冤大概可以昭雪了！”袁葆恒说，“不过最后这道检验，是全案定谳的最大关键。万一年深月久，检验不出确实结果，仍旧成了疑案，无以折服民心。这一层不可不防。”

    “是！”翁曾桂答道，“类似案情，尚无前例，能不能检验出确实结果实在难说。司官在想，这一案只有尽其在我，尽量开诚布公，共见共闻。至于检验一事，当然也要力求慎重周详。”

    满汉两尚书亦同意袁葆恒的看法，检验必须慎重。因此，承办的三司官商量下来，决定行文顺天府，传齐所属州县的仵作，共同检验。至于检验的地点，自然以停放葛品莲尸棺的海会寺为宜。

    凡是类此公事，照例责成首县办差。顺天府的首县是大兴县，海会寺在朝阳门外，亦为大兴县地界，更是责无旁贷。因此，除了由刑部行文以外，翁曾桂特地去拜访大兴县知县汪家勋，当面商洽一切。

    “用海会寺有点麻烦。”汪家勋说，“东城两处施粥厂，一处就在海会寺，每天去领粥的贫民，总有上万之多，拥挤不堪，诸多不便。果然要用海会寺，只好请各位大人将就。”

    “能将就当然将就。请教，是怎么个将就法？”

    “第一，地方很脏；第二，那万把人的粥施舍完，已经大天白亮了，收拾地方，陈设公案，也得个把时辰，早了不行。”

    “这倒不要紧。”翁曾桂说，“就正午检验也不妨。日正当中，阳光充足，检验反而合适。”

    “这一说就从容了。”汪家勋说，“到时候，我先备饭，吃完午饭再动手。”

    “太费心了！我先替本部六位堂官谢谢。”

    “这是分所当为。怕不中吃，请六位大人，众位老兄包涵。翁兄，请问，是三法司会审，还是光是刑部各位，人数一共多少，请给我一个确数，我好预备。”

    “此番不是会审，只是检验，本部六堂都到，司官大约七八位，不过差役很多，顺天府的仵作全要到，请汪大老爷格外招呼一下。”

    “全到！”汪家勋深为讶异，“顺天府所属五州十九县，仵作全到就是二十四名，何用如此之多？”

    “无非因为钦命案件，而且此案已经通国皆知，不能不格外慎重而已。”

    “是，是，”汪家勋又问，“检验定在哪一天？”

    “早了，各州县的仵作赶不及到京；迟了，大家要过年，也不合适。如今定在十天以后。”

    “今天十一月二十九，十天以后就是十二月初九？”

    “是的。”

    顺天府所属，除大兴、宛平、西京县以外，二十四名仵作，在十二月初七那天就到齐了。刑部的仵作王七，是他们这一行的“龙头”，又是地主，少不得要摆酒相迎。是在“砂锅居”请吃白rou，筵开三席，吃饱喝足，就在那里商量正事。

    “浙江余杭县这桩案子，各位弟兄想来都听说了。我听司里的老爷们说，这一案如果真的翻过来，红顶子都得坏一两颗！如今案情是大致清楚了，可是光问不管用，到头来还是要看人是怎么死的！所以这件案子到底冤枉不冤枉，全得看咱们的眼力，凭咱们一句话。这个关系，可真不轻！”

    酒酣耳热之余，听得这么几句话，自足以令人兴奋。仵作这一行，算得是天下最无趣的行业之一，执业时目之所及，鼻之所接，手之所触，无一不令人作呕；而责任却又甚重，命案关乎疑犯生死，一点马虎不得。验出了真正的死因，命案破得漂亮，判得公正，“青天大老爷”的名声是县官的；若是验错了，如余杭县的仵作沈祥，便得千里迢迢，来吃官司。真所谓“吃一行，怨一行”，当到仵作，没有一个不是自怨入错了行。如今能有机会让大家知道，仵作口中的“喝报”，可以喝掉一两颗红顶子，总算有露脸吐气的一日，实在是一番绝大的安慰，然而，也要显得出本事，才能露脸吐气。时隔两年的尸首，怕是早已化成一堆白骨。蒸骨验毒之法，师弟相传，已历多年，但也只是口耳授受，谁亦不曾有过实务的经验，倘或辨认不清，二十几名仵作，全如废物，那不但不能露脸，反将这一行的脸都丢尽了。转到这一念头，每个人心上都拴了一个疙瘩。

    其中有一名来自涿州的仵作，虽非“龙头”，行辈甚高——北五省各州县的仵作，大多出自刑部一个已经告退的老师仵作顾良的门下。顾良亲自教导的徒弟而还在当差的，已只剩下三个，这涿州的仵作魏振魁，便是其中之一。此人站起来说道：“这趟差使，要办得漂亮很不容易。二十几位弟兄会同检验，也是从来没有的事。我都想不出，应该怎么个验法？你看一看，他动一动，一个说病死，一个说中毒，这样子乱七八糟，可不是一回事。咱们得定出一个章程来：第一，要验得真；第二，要说得准，譬如中毒，中的是什么毒？也要说得明白。最要紧的是，咱们得推出一位来动手，另外也可以推几位做帮手，可是喝报只能一个人。一切都听他的！”

    大家都以为是，而且魏振魁的行辈高，就推他动手主验，这本来是顺理成章的事，可是魏振魁却另有主意。

    “承蒙各位弟兄抬爱，本来不应该推辞。不过，一个人能吃几碗饭，自己知道。这趟差使，我实在没有把握。”魏振魁略停一下又说，“我倒有个想法，不知道行不行？顾二太爷当过五十多年的差，见多识广，像这样的案子，他手里一定经过；再说，顾二太爷辛苦一辈子，也没有这样子露一露脸的机会，我的意思，想捧他老人家一场。各位弟兄的意思怎么样？”

    “那还有什么说的？”众口一词地回答。

    “话虽如此，是怎么个捧法呢？”魏振魁成竹在胸，但是此刻还不能细说，因为先要去问一问顾良。

    如果他也没有把握，那把他请出来，就变成害他出乖露丑了！

    既这么说，便只有一个办法，一切都请魏振魁安排，到时候听他的招呼。

    十二月初九一早，朝阳门的城门简直塞住了，不过出城的多，进城的少；而出城的，十之七八是到海会寺，为的是看热闹。

    久住京城的人，自称是在“天子脚下”，凡事讲究“有谱”，特别重视所谓“独一份”。验尸动用到二十余名仵作，不说绝后，至少空前，此事就可上谱，当然不容错过。

    因为如此，这天赶早到粥厂的人也格外多，打算着喝完施粥，晒晒太阳，既饱且暖，到中午看看这“独一份”的热闹，也是一乐。

    到得十点多钟，海会寺里里外外已挤得水泄不通。大兴、宛平两县及步军统领衙门，都派出差役兵丁，维持秩序。十一点刚过，绿呢后档车陆续而来，刑部六堂官，满汉尚书，左右侍郎皂保、桑春荣、绍祺、袁葆恒、麟书、钱宝廉都已到齐。司官八位，除了翁曾桂、林拱枢、刚毅以外，还有秋审处的总办，以及总司庶务的堂主事，与提解人犯的提牢厅主事，是早就在伺候差事了。大兴县办差，备了六大碗，一火锅的三桌午饭，吃完开审，正好是午正时分。

    公堂设在大雄宝殿前面，有现成的粥厂席棚可用，正面摆三张长桌，是“六堂”的公座；左右各设两张长桌，八司官相向对坐；司官后面是书办，除了录供的有一张小桌以外，其余的都站着伺候。

    到得刑部六位堂官升座，两廊及南面叠成好几层的人墙，顿时肃静无声，因而西配殿传来的哭声，隐约可闻——这是沈媒婆在哭儿子，小白菜在哭自己。系狱三年有余，可望重见天日，激动得泪流不止。

    于是桑春荣咳嗽一声，左右看了一下，说道：“动手吧？”

    “是。”皂保答说，“请老前辈主持。”

    桑春荣点点头，略略提高了声音说，“请浙江余杭县的刘大老爷上堂。”

    刘锡彤也在西配殿，跟有关人犯葛品莲的尸棺在一起。上得公堂，照州县见督抚的礼节“庭参”，递上“手本”，自己报名，一跪三叩，起身站在旁边，半斜着身子望着桑春荣，等候问话。

    “刘大老爷，”桑春荣说道，“上谕派你跟同检验葛品莲的尸棺，回头你可要自己留意，倘或有什么不妥当的地方，你赶紧要声明。”

    “是！”

    “好！你先请下去。”

    等刘锡彤退回西配殿，桑春荣向坐在西面的浙江司三司官问道：“仵作传齐了没有？”

    “传齐了。”

    “都叫来！”

    于是东配殿出来一队人，刑部的仵作领头，魏振魁紧跟在后，二十几名仵作，个个昂首阔步，到得公案前面，排齐了磕头。接着便由提牢厅主事，依照名册，高声点名，也就等于为堂官引见。

    “今天是什么差使，你们都知道吧？”

    “喳！”大家齐声答应。

    “这件案子，已经天下闻名了！”桑春荣说，“所以惊动到朝廷，牵延到今天，都因为当初验尸马虎的缘故。如今也还是要靠你们检验之后，真相才能水落石出。你们的责任很重，一点都马虎不得！”

    “喳！”又是响亮的齐声。

    “本部承审钦命案件，格外慎重，所以把你们顺天府属的所有仵作都邀了来，会同本部仵作，一起检验。想来你们总商量过，应该怎么下手？”

    “是！”刑部仵作王七答说，“回大人的话，仵作人数太多，每一个人都去看一看，也得耽误好些工夫。差人几个商量过，部里传唤当差，亦无非怕一两个人识力有限；或者各有所长，有的善看斗殴而死的，有的善看上吊而死的，有的善看服毒而死的，如果验出来有什么异样，总有人可以看得出一个究竟。原是集思广益的意思，并不是真的要经过二十几个人的手。所以，差人们商量，公推涿州的仵作魏振魁动手，如果他有什么看不准的地方，大家再帮他。”

    “好！”桑春荣深深点头，“你们的办法很好！谁是魏振魁？”

    于是，王七将魏振魁推了一下，他便踏出来请个安答应：“小的就是魏振魁。”

    “你是涿州的仵作，当差多少年了？”

    “二十多年。”

    “那是老手了！”桑春荣问，“你以前经手过类似的案子没有？”

    “没有！”魏振魁说，“不过，陈年的尸骨，看过许多。”

    “噢！”桑春荣问，“是怎么看到的呢？”

    “因为常有盗墓的案子，陈年的尸骨，每每丢得满地皆是，甚至于男尸、女尸，混杂不清。小的要把它归理清楚，按照人身上的部位，拼凑好，重新埋葬。”

    “这样说，你倒是泽及枯骨，积了许多阴功！”说到这里，桑春荣转脸看着翁曾桂问，“我们也要先验一验吧？”

    翁曾桂起身答说：“定例只准复检，不准三检。今天验过，以后不准再验，关系很重。司官的意思，请哪位大人看一看，以昭慎重！”

    桑春荣随即指定袁葆恒检验，由翁曾桂与秋审处总办余撰陪着，在殿前走廊上设了临时公座，身后站着司官及奉旨跟同检验的刘锡彤。所有的仵作，亦由王七与魏振魁率领，在东面一字排开，伺候差使。

    “把葛品莲的尸棺抬出来！”袁葆恒说。

    就这一声，四周看热闹的人，立刻都向西配殿注目，不一会儿，八名杠夫抬出一具贴满了封条的棺材来，头东脚西，横着放好，可以开始检验了。

    “请大人先验封条！”翁曾桂说。

    “好！”袁葆恒回身看了一下，“刘大老爷，请你也来，仔细看一看。”

    “是！”脸色憔悴异常的刘锡彤，拖着沉重的脚步，踏了回来，先向袁葆恒请个安，跟着到了尸棺旁边。

    其实，尸棺的外表是无须查看的，因为五花八门，宽狭长短的封条，重重叠叠，都贴在棺盖与棺身接合之处，绝无如外间所传说的，棺中葛品莲的尸首，已被掉了包。但手续不能不做，袁葆恒略微看了看，转脸问刘锡彤：“可是原封未动？”

    “是！”刘锡彤答说，“卑职一路押运了来的，绝无毛病。”

    “那就好！开棺吧！”

    说完，袁葆恒转身回座。刘锡彤却仍旧站在那里，心里七上八下的不知道是何滋味。

    “刘大老爷！”带领下手来开棺的魏振魁说，“你老请让一步，我们好动手。”

    等刘锡彤一让开，魏振魁先抹了一阵鼻烟，方始指挥下手开棺。江浙的棺材，做得很讲究：棺身上方做一道凸槽，棺盖下面则挖一道凹槽，盖棺时由一端将棺盖推入，名为“落槽”。然后上榫头——榫头一共四枚，两头宽，中间细，形如线板。棺身两侧，各有同样形状的两个槽，槽身一半在棺盖，一半在棺身，及至将榫头嵌入，严丝合缝，正好将棺盖棺身锁住。若要启棺，除非劈开，以为可以取出榫头，推开棺盖，那是决不可能的事。

    此时开棺，当然也要用到刀斧。先将棺身两侧合缝之处的油漆刮掉，然后用一把利斧斩断榫头，这就等于开了锁，棺盖可以移动了。

    这时才是魏振魁亲自动手。手持斧头，刃口向上，只用斧背，走到棺材底端，看准了地方，使劲一击，棺盖略有些活动的意思。心中宽慰，手上却停了下来。

    “各位老爷！”他大声说道，“棺盖马上要开了！里面作兴有气味冲出来，请各位老爷，最好先拿鼻子塞一塞。”

    于是，有的取手帕捂鼻子，有的从荷包里掏出一粒辟瘟丹塞在嘴里。等大家准备妥当，魏振魁在棺盖上连着击了数下，棺盖一寸一寸地往另一端推移。约莫分离三四寸的程度，魏振魁又住手了。

    这是因为槽道上已相当圆滑，无须再作敲击。魏振魁招呼手下，用手将棺盖推开，自己捂着鼻子往棺中探看。

    葛品莲的尸首，已只剩下一堆骨头，但皮rou虽消，衣服却还没有完全烂光。至此，魏振魁的工作，初步告一段落。按照规矩，向翁曾桂打个千儿说：“尸棺已开，请目验！”

    翁曾桂觉得有些头晕，不敢走近尸棺，怕有污浊之气上冲，便向刘锡彤说：“请刘大老爷看明白。”

    刘锡彤的心情很矛盾，想看而又怕看。他怕看的原因与翁曾桂不同，并非为了怕闻到腐尸所积贮的邪浊之气，而是怕见真相。但真相如何，关乎个人的祸福穷通，却又舍不得不看。

    就这迟疑之际，发觉万千条视线，都集中在自己身上，顿时警觉，自己这种畏缩的神情，便是情虚的模样，大非所宜。转到这个念头，怕看的心思完全被驱散，踏上两步，探头向棺中望去。

    遽然一望，眼花缭乱，因为棺中杂物甚多，一时分辨不清，便向魏振魁问道：“哪是尸骨？”

    “这不是！”魏振魁用手中所持的火钳一指。

    刘锡彤仔细看去，不觉惊喜，原来尸骨已经发黑！这不是毒死的明证？随即又想：这件事有点奇怪，莫非案外有案？葛品莲确是中了毒，不过毒物不是来自爱仁堂，而指使的亦非杨乃武？果然如此，自己担何责任？应该持何态度？

    事出意外，一时想不明白，只是发愣。翁曾桂却在催问了：“刘大老爷！你看明白了没有，可是葛品莲的尸首？”

    刘锡彤定定神答道：“葛品莲的尸身皮rou，已经腐蚀不存了，只能从衣饰去辨认。死者入殓时，是何服饰，我不知道。”

    “这么说，要传死者的亲属来辨认？”

    “这，不必了！”刘锡彤说，“棺材不错，里面的尸首也不错。”

    “是葛品莲尸首的正身？”翁曾桂追问一句。

    “是的。”

    “那好！刘大老爷你请过来。”

    翁曾桂领着他到一旁刚设置的、准备填写尸格的小桌边，请刘锡彤自行具结，验明葛品莲的尸棺，并无任何异状，棺内亦系葛品莲尸首的正身。办完这手续，方去请堂官来自验。

    袁葆恒勇于任事，亲自下座察看：发觉尸骨发黑，亦颇讶异，便问魏振魁：“这是不是中毒而死的样子？”

    “回大人的话，要验了才知道。”

    “那就赶快验吧！”袁葆恒吩咐了这一句，回到原来的座位上。

    这到了揭露真相的时候，堂上堂下莫不屏声息气，视线随着魏振魁的动作而转移。只见他用火钳夹出几块尸骨，放在下手所持的一个木盘中，然后用新棉花蘸着烧酒，擦洗了好一会儿，方始翻来覆去地映照察看。

    旁观的人当中，最关心检验结果的是刘锡彤，双眼一直盯在魏振魁的脸上，想从他的表情中窥知消息。

    谁知魏振魁深沉之极，脸上任何暗示都没有，平静而沉默地看完，方始有了一种表示：微微摇头。

    “翁老爷，”他说，“除非有一位老司务来，谁都验不出结果。”

    “噢，”翁曾桂急急地说，“谁啊？”

    “原是刑部的老仵作，也是小的业师，姓顾，单名一个良，如今已经告老了。”

    “顾良！啊！”翁曾桂说，“我听说过这个人。不过，他告老了，怎么办？这位老司务，今年多大岁数？”

    “七十八。”

    “七十八！”翁曾桂怀疑，“这么大岁数，眼力还行吗？”

    “行！翁老爷问王七就知道了。”

    于是，翁曾桂招招手，将王七唤了过来，拿魏振魁的话告诉了他，王七随即答说：“翁老爷，顾老司务是我们这一行的老前辈，今年虽然七十八岁，行动有些不便，不过耳聪目明，精神还是很好，小的本来就在想，这件疑难大案，必得把这位老司务请出来，差使才能办得漂亮。不过——”他面有为难之色，没有再说下去。

    “你说，”翁曾桂问，“不过什么？”

    “顾老司务本人倒无所谓，他的儿子不肯。”王七解释原因：“他的一个小儿子是武举人，买卖做得很发达，所以顾老司务在家纳福，日子过得很舒服。他儿子说：这一行的身份不高，从前部里有名字，身不由己；既然告老了，何必还要见官磕头去当差？又说：老人家行动不便，如果磕磕碰碰，出点什么纰漏也不大好。”

    “那，”翁曾桂说，“这也不能强人所难。我且问你们，是不是另外还有好手？”

    “有啊！可是太远，曹州府的仵作林猫眼，也是有名的。”

    “曹州府在山东，不必去谈他了！”翁曾桂很清楚地问，“除了顾司务，别人就验不明白？”

    “是！别人一定验不明白。”魏振魁的回答，亦是清清楚楚，毫不含糊。

    “既然如此，你们两个，一个是他徒弟，一个是他后辈，他就算帮你们的忙，也不能不出来啊！”

    “翁老爷说的是。顾老司务为人热心，倒是肯的，无奈他的小儿子不肯。”王七停了一下说，“如今只有再去商量商量看。”

    翁曾桂环视四周，堂上堂下都是等得不耐烦的神色，何能让王七去从容商量？“你看，”翁曾桂指一指周围，“照这个样子，非把顾司务马上接来不可！你定得想法子。”

    王七略停一下，做出一种下定决心的神态，“这样，翁老爷，”他说，“请你老到上头说一声，能不能请桑大人派车接他一接？赏了这个面子，顾家不能不识抬举。”

    “那容易，只要你有把握。”

    “有把握。”

    “好！”翁曾桂问，“顾司务住在什么地方？”

    “住在朝日坛附近。”

    “那不远嘛！好，我马上去回。”

    上堂回明，桑春荣自然允许。于是，立即派车去接顾良，在此等待期间，暂且退堂休息。而看热闹的人，却已传开了消息，说是确为中毒，但中的什么毒，还不明了，须请高人来鉴定。

    由此传说，又引起另一个传说，说是刑部尚书奉有两宫皇太后的懿旨：如果小白菜谋杀亲夫，审问属实，即时凌迟处死。因而便有人悄悄商议，只等检验有了结果，证实葛品莲是中毒而死，不消说得，必是小白菜下的毒，那就得赶紧到菜市口先占一个好位置，细看小白菜千刀万剐。

    辰光就在这些荒诞不经、毫无根据的流言，被津津乐道、辗转传布之中，不知不觉地打发了。唯有刘锡彤的感觉，真个度日如年，好不容易听得辘辘车响，都道：“来了，来了！”刘锡彤的感觉又一变，如待决之囚，既希望早知结果，却又怕结果是判了重罪，因而茫然地随众望着，心里七上八下地，不辨是何滋味。

    终于，在拥挤的人丛中，出现了三个人，走在前面的是王七，殿后的是魏振魁，中间一个长髯飘拂的老者，就是顾良。他行动迟缓而精神奕奕，穿一件老羊皮袍，戴一顶“三块瓦”的皮帽，手里持一根旱烟袋，在全场注目之中，从从容容地走着。到得与浙江司三司官近了，站住脚向魏振魁招招手。

    “振魁，把你的大帽子给我。”

    “大帽子”就是红缨帽，差役仆从见官，戴红缨帽是一种尊敬的表示。顾良换戴了帽子，正待请安行礼，刚毅已经扶住了他。

    “顾司务，”刚毅问道，“你还认不认识我？”

    “怎么不认识？”顾良答说，“我告老的那年，刚老爷刚刚到部。”

    “这样说，”刚毅指着翁曾桂与林拱枢说，“这位翁老爷跟林老爷，你大概没有见过。”

    “是！不过，没有见过可听说过。翁老爷是翁师傅的侄少爷，林老爷是两广总督林大人的五少爷，都是大有来历的人。”说着，作了个罗圈揖。

    “好说，好说！”翁曾桂一面摆摆手作为还礼，一面指一指上面，“我带你去见六位大人。”

    这时刑部六堂，包括袁葆恒在内，都已回归原座。等官带领，王七与魏振魁将顾良扶上堂，桑春荣大声说道：“顾良，你的腰脚不便，不必行礼了！”

    “刑部大堂，威严要紧，礼节不可以随便！”顾良向左右说道，“你们扶我磕头。”

    到底还是磕了个头，方始起立回话。“顾良，”桑春荣说，“你的精神倒还好！”

    “是！托大人的福。”

    “眼力呢？”

    “看远的不行了。”

    “这样说，看近的还是可以。”桑春荣问道，“把你接来帮忙，你总知道了，是怎么一件案子。”

    “是，知道。”

    “你看，葛品莲的死因是什么？”

    “回大人的话，要看了尸骨才知道。”

    “不错！就费你的心了。”

    “是！”顾良作个揖，“趁阳光正好，顾良马上动手。”

    于是，顾良长揖而出，仍由王七与魏振魁扶到殿外，与翁曾桂等人，坐在一起。二十余名仵作，都是他的后辈，纷纷前来问讯道好，“老师父，老师父。”喊得洋洋盈耳，着实有一番威风。

    “各位少礼，公事要紧！”顾良喊一声，“老七！”

    “是！”王七答应着。

    “余杭县原验的仵作在不在？”

    “在。”

    “好！”顾良转脸说道，“三位老爷，我想找原仵作来问几句话。不知道行不行？”

    “怎么不行？当然行！”刚毅便着人将沈祥带了上来。

    沈祥脸色灰败，瑟缩不安地先给三司官行了礼，然后向顾良作了个揖，“老师父！”他说，“你是老前辈，总知道我们这一行的苦楚，身不由己。”

    “我知道，这些题外之话，暂且不谈。我先请教你，当初你验出来的死因是什么？”

    “不瞒老师父说，我没有啥经验，实在看不准。”沈祥答说，“看样子是中的烟毒。”

    “烟毒？”顾良问，“银针上是什么颜色？”

    “有点发黑。”

    “师父，”魏振魁插嘴，“这不足为凭！他银针没有用皂角水洗过。”

    “嗐！”顾良说道，“你学这一行，还没有满师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