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章

 “没有法子。县官不肯另外补人，只好——”

    顾良没工夫听题外之话，打断他的话说：“我们也不必谈检验的规矩、诀窍了。我只问你，当时表面看到些什么？”

    沈祥想了一下答道：“尸身因为隔了两三天，天气又热，有些发胀了；肚子上青黑色的水泡很多，一按就破；口鼻有血水。”

    “噢！”顾良问道，“水泡按破了，里面的rou是什么颜色？”

    “红中带紫。”

    “红中带紫？噢，噢，好！费心，费心。”顾良喊一声，“振魁，你取捡一块腮门骨来！”

    “是，师父！”魏振魁问，“就是一块腮门骨？”

    “对！就是这一块好了。”

    于是，魏振魁走到尸棺前面，略略看了一下，捡起顾良所要的那块骨头，用个朱漆盘托着，送了过来。

    这就是检验了！全场肃静无声，都目不转睛地看着顾良。只见他站起身来，将那块灰黑色的腮门骨，取在手中，用大拇指擦了两下，定睛一看，随即抬起头来，看一看阳光——日色向西偏，他面西北而立，用左手遮在眼旁，挡住斜射的阳光，右手两指拈住那块腮门骨，映日照看，看完一面，翻过来再看一面，不过抽一袋水烟的工夫，便将那块骨头，放回托盘。

    “请三位老爷领我上堂。”

    三司官无不惊异，也无不怀疑，莫非这么一下子就有了结论？其中刚毅比较性急，忍不住发问：“顾司务，你已经看出来了？”

    “是！”

    “怎么样？”

    也不知是顾良没有听见他的话，还是装聋作哑，有意卖关子，竟不作回答，只转脸问魏振魁：“带着剉刀没有？”

    “带了。”

    这时，翁曾桂想了一件事，向刘锡彤招招手说：“刘大老爷，请你一起来！”

    “是，是！”刘锡彤求之不得，急忙答应。

    于是，王司官领头，王七捧着盛了尸骨的长盘，魏振魁搀扶顾良，跟在后面，后面还有一个步履蹒跚的人，就是刘锡彤。

    堂上望见人影，亦复惊奇。“看样子，鉴定了！”袁葆恒赞叹着说，“到底姜是老的辣！”

    “只怕不尽然。”桑春荣表示怀疑，“如果是这么容易的事，又何至于惹出这么多的纠葛？且听他回复了再说。”

    一行数众，上得堂去，翁曾桂躬身说道：“回六位大人的话，顾司务检验了死者的一块腮门骨，结果已经有了。”

    “噢，”桑春荣问道，“可有中毒的迹象？”

    “没有！”顾良朗声答说，“此人是病死的！”

    此言一出，刘锡彤突然一哆嗦，神色大变，浑身越抖越厉害。林拱枢眼尖，赶紧指挥值堂的差役，将他扶住。

    公案后面的六堂官，此时不由得身子都往前倾。桑春荣放下手里的鼻烟壶，先指一指托盘，方始问道：

    “从何见得？你说个道理看！”

    “是！”顾良向王七做个手势，示意将尸骨送上公案。

    “骨头是黑的。”

    “是！”顾良答说，“表面发黑，是因为棺材里头石灰包摆得少了，潮气未净，长了霉斑。倘或中毒而死，骨头里外都是黑的。大人，这块骨头，外黑里白！”

    “里白？”袁葆恒的信心动摇了，将尸骨用两只指头夹住，就亮处照看了一下，不解地说，“怎么看得出来，里头是白的呢？”

    “大人当然看不出来。”顾良笑道，“如果看得出来，就用不着仵作了。大人如果不信，当场试验。”

    “对！”翁曾桂接口，“你试验给堂上看。”

    顾良点点头，向魏振魁说：“你去剉开来给诸位大人看。”

    魏振魁点点头，踏出来先朝上打个千，然后起身走到公案前面，一只手拿剉刀，一只手拿尸骨。原是轻而易举的一件事，但双手却微微发抖，因为心里紧张，万一剉去表面，里头也是黑的，那就不知道师父怎样才能下得了公堂？

    就在这心神不定之际，突然想到，师父说尸骨表面是受潮所生的霉斑，且先看看，这话可准？

    魏振魁的眼力，虽不及他师父能够看透内部，表面的情况不能看不明白，而况已被提醒，更易明了。

    定睛注视，果然不错，确是霉斑！

    这一来，信心大增，手上也就很利落了。一刀剉下去，欣慰不已，只觉得剉面白得可爱！于是翻过那块腮门骨来，又是一剉刀，两面尽皆莹白，与未剉的部分对照，黑白分明，毫不含糊。

    “大人请看！”魏振魁将尸骨放回盘中，双手捧起，得意地说。

    由桑春荣开始，刑部六堂官递相传观，个个惊异欣慰，唯有刘锡彤的脸色，跟尸骨上的剉面一样的白。

    “顾司务，你好眼力！好本事！不过，你肯不肯具一张结？”桑春荣说，“具结复检不误，确是病死。”

    “是！是！这是公事上一定的规矩。”顾良答说，“照规矩，仍旧要节节检验，填具尸格，以魏振魁动手，顾良具结就是！”

    “好！”桑春荣突然提高了声音喊一声，“刘大老爷！”

    “是！是！”刘锡彤张皇失措地，“卑职在。”

    “刘大老爷，刚才顾司务的话，你总听见了？”

    “是！听见了。”

    “上谕派你跟同检验，你把这块骨头仔细看一看。”说着，桑春荣将托盘往前一推。

    这是自己祸福所系，刘锡彤当然要看个明白。从腰里挂着的眼镜袋中，取出一副铜脚玳瑁杠的老花眼镜戴好，取起尸骨，仔细检查。

    “这里面，也不能说全是白的，有点发黄。”

    “不管发黄发白，反正不是发黑，表里不一，是不是？”

    刘锡彤很吃力地答一声：“是！”

    “不是发黑，就不是中毒而死，是不是？”

    “那，那要看《洗冤录》。”

    这一下恼了袁葆恒，“白公请看，”他向桑春荣说，“到此地步，他还不肯认错！我看非参不可了！”

    桑春荣点点头，对堂下直呼其名了：“刘锡彤，你早肯看一看《洗冤录》，又何至于搞出这么一个大乱子！这里没有你的事了，你下去听参吧！”

    刘锡彤到得此时，才知一着错，满盘输！勉强答一声：“是！”一步重似一步地退了下去。

    其时外面已经得到消息，只听一片“嗡嗡”的声音，都是以兴奋惊异的神色，在小声议论，有的觉得不可思议，有的夸奖顾良的本领，有的为杨乃武与小白菜庆幸，有的大骂刘锡彤，有的歌颂朝廷圣明，有的赞扬刑部官员，而一致关切的，则是此案作何结束？

    就这样议论纷纷，秩序有不能维持之势，不得不嘱咐大兴、宛平两县派来的差役，上紧弹压。先是大声呼喝：“别出声！别出声！”继之以用长长的皮鞭，向出声的人头上挥了下去。不消三五下，顿时又肃静无声了。

    这时已经下午三点钟，冬日昼短，天黑在即，要赶快结束退堂。这天重在检验，但虽有结果，还有道手续要办，除了顾良以外，顺天府属所有的仵作，以及一干人证，包括余杭县的仵作沈祥以及杨、葛两家亲属在内，均须一一询明，对检验的结果“骨白无毒”，有无异议。

    谁也不会有异议，连沈祥亦俯首无言。既无异议，便也要具结。等这些手续办完，宣布退堂，暮色已现，刑部六堂官先套车回家，留下司官，收拾残局，直到天色黑透，方始竣事。

    “总算有了结果！”累得精疲力竭的刚毅说，“这一下，可以轻松几天了。”

    “不然！”翁曾桂拦他的兴头，“检验虽有结果，棘手之事，方兴未艾。”

    “怎么呢？”刚毅愕然。

    “你想，这一案要牵连多少人？”

    “我知道。”刚毅答说，“咱们按律拟罪，不管巡抚、学政，公事公办！”

    “好吧，子良兄，你试试看。”

    刚毅听得翁曾桂的话，不免有点赌气。第二天很早就上衙门，拟了一个奏稿，约齐翁曾桂与林拱枢，抱牍上堂，要求判刑。

    桑春荣看这个奏稿，除了说明检验经过以外，奏请之事：第一，刘锡彤革职；第二，杭州府知府及所有被委复审的官员，解任听勘；第三，请旨饬浙江巡抚杨昌濬及浙江学政胡瑞澜，何以未能审明真相。

    看完奏稿，桑春荣大摇其头。“不必这样子大张旗鼓！”他说，“刘锡彤革职是应该的，其余的不必牵涉太多。”

    “大人！”刚毅抗声说道，“昨天的情形，大人看得很清楚吧？此案朝廷威信所关，本部观瞻所系，非比等闲，应该切切实实办一办。”

    “切实不错，孟浪不可。你们三位，”桑春荣把奏稿递了过来，“请照我的意思，重新拟稿。”

    刚毅还想再争，翁曾桂拉了他一把，示意他不必多说。回到司里，这样劝他：“子良兄，事缓则圆。

    上头既然承认应该办得切实，咱们一步一步走，不更切实吗？”

    “好！一步一步走着瞧！”刚毅也想通了。

    于是重新拟好奏稿，只请革刘锡彤的职。奏折一上，立刻便有上谕：“刑部奏，承审要案，复验明确一折，浙江余杭县民人葛品莲身死一案，该县原验葛品莲尸身系属服毒殒命，现经该部复验，委系无毒因病身死。所有相验不属之余杭县知县刘锡彤，即行革职。”

    对于案情本身亦有指示：“着刑部提集案证，讯明有无故勘情弊及葛品莲何病致死，葛毕氏因何诬认各节，按律定拟具奏。”

    这道上谕传播得很快，也很广，连监狱中都知道了。陈湖一看刘锡彤革职，知道自己的牢狱之灾，不过刚刚开始。这一夜忧急交加，口吐狂血。等郭长清得报，请了医生来诊治，已是第二天早晨的事。陈湖奄奄一息，六脉将脱，延到中午，终于病毙在狱中了。

    “案子快点结吧！”翁曾桂说，“上谕所指示的三点，葛品莲是时疫致死，葛毕氏畏刑诬认，情节都很显然。至于说刘锡彤一上来就有故意将葛品莲勘验为中毒而死的情弊，亦不见得。我想我们亦不必再提堂，就照上谕，‘按律定拟’，中途有疑问，临时再提人出来问一问好了。”

    “这样好！”林拱枢表示同意，“我想，既然验得葛品莲不是中毒而死，则爱仁堂卖砒之说，完全不确，钱姚氏与杨小桥毫无干系，应该通知他们，不必再听候传讯。”

    这是很合理的看法，没有人可以说他不对。谁知偏偏就有刑部尚书皂保，独持异议。“还不能这么办！”

    他说，“说不定还要传唤到堂。”

    “还要传唤到堂？”刚毅的性情率直躁急，立刻便问，“大人的意思，砒毒这一节，还要再查究？”

    这意思等于在质问，皂保是不是要替刘锡彤翻案，但事实上已有传说，宝鋆将皂保请到家，以刘锡彤重重相托，如今看来信而有征。但将刘锡彤的罪名，设法拟轻些，可以办得到；如果再来一个反复，仍要咬定葛品莲死于砒霜，那简直是荒唐可笑的幻想！因此，刚毅便这样锋利地一问。

    皂保当然不便公然承认，同时他也不知道怎样才能为刘锡彤翻案，只是本性庸愚，既无见事通明之才，亦无巧为敷衍之术，只觉得把爱仁堂的那两个人羁留着，就好像刘锡彤有指望似的。因此，他含含糊糊地说：“再看看，再看看！反正案子不也快结了吗？”

    “结案可没有那么快！”袁葆恒忍不住开口，“今天腊月十七，转眼就封印了！过了年，总得过了元宵才能动手。这件案子很复杂，覆奏是一通‘万言书’，斟酌尽善，缮正呈递，是二月里的事了。”

    “是！”刚毅不自觉地称颂，“袁大人真明白！”

    “提到过年，咱们倒真应该体谅人家。除了情罪重大，确凿无疑者以外，一干不相干的人证，或者情罪轻微的，都不妨具结或者交保暂行释放，好让各人去投奔亲友过年。”

    这比司官所要求的更多，而皂保反倒默默无言。这一下，三司官把他料透了，原是个无用的人，只要据理力争，不怕他不听。

    “我看就这样吧！”袁葆恒径自做了决定，“你们只管去办，白公那里有我！”

    这个举措，当然普遍博得好评，而刑部官员吏役，在“与有荣焉”的感受之下，走出去也神气得多了！

    不论到哪里，问起来是在刑部当差，立刻就会令人肃然起敬。只是桑春荣与皂保，却颇为不安，一个是怕牵涉到杨昌濬，一个是怕刘锡彤判刑太重，在宝鋆面前不好交代。

    尤其是桑春荣。他在本案中，始终是主持的长官，好话虽听得很多，责备却也不少。最使人难堪的是，丁宝桢公然斥责。

    丁宝桢是山东巡抚，本人固然清廉能干，是个好官，但享大名的一件事是，杀了慈禧太后所宠信而违反祖制、私自出京的太监安德海。照情理说，慈禧太后应该恨他，然而不然，因为丁宝桢奉慈安太后与同治皇后所下的密旨，将安德海在济南正法以后，特地曝尸，让百姓晓然于安德海是个没有“那活儿”的真太监，因而得以洗刷了宫闱中无可究诘的一些谣言，使得慈禧太后大为赏识。所以当慈禧太后母家的恩人，四川总督吴棠病故出缺，立即降旨，以丁宝桢调升。

    督抚调动，照例要请旨“陛见”，以便“请训”。丁宝桢到京之时，正赶上海会寺那一场盛举，他本来就对刑部干预此案，深表不满，认为刑部过分侵犯督抚的权责。此时得知复验结果，便越发生气了！

    “这简直是胡闹！”他在朝房里，扯开贵州人特有的那种刚劲的嗓音说：“人已经死了三年啰，毒早消了，骨头自然发白。这哪里可以定案情的虚实？”

    丁宝桢这么说，桑春荣还不觉得什么。谁知湖南湖北的朝士，群起而和，因为这一案中，杨昌濬是湖南人，而胡瑞澜原籍湖北，两湖大同乡，正找不出法子救杨、胡二人，听得丁宝桢的议论，自是深中下怀，酝酿着要上折子参刑部堂官。

    桑春荣得知这个消息，不免着急。有一天在一处应酬遇见了丁宝桢，想作个解释，哪知丁宝桢竟不容他开口，盛气说道：“这种案子怎么可以翻！白公，你真糊涂！时局不靖，督抚非有生杀之权，不足以镇抚地方。已经定谳的案子，到了刑部，全盘推翻，将来外官做不得了！”

    这一下，桑春荣才知道，此案平反，得罪了所有的督抚，越发恐惧。回到部里，找了浙江司的司官说道：“这一案，旨在平反冤狱，杨乃武、葛毕氏既已昭雪，就适可而止吧！”

    翁曾桂、林拱枢都还在沉吟未答，刚毅却率直地问道：“请大人的示，何谓适可而止？”

    “意思是，不必牵涉太多。”

    “是！”刚毅答说，“案外之人一个不牵累，案内之人一个逃不掉！”

    杨昌濬、胡瑞澜算不算案外之人呢？桑春荣倒有些困惑了。

    刚毅却全不理会桑春荣作何想法，力主依律定拟罪名，不须有任何顾忌。但翁曾桂却从他叔叔翁同龢那里获得了许多了解：这一案，已不是纯然平反冤狱，不过刑名上的一件名案而已，已经牵涉到大局了！

    影响大局的是发生了两大争执。一是两湖对江浙之争。这种争执，如果不设法化解，就会像明朝末年，由地域的派系演变为东林党与阉党之争那样，可以导致亡国之祸。

    再是内外之争。从平定洪杨以来，督抚的威权日重，颇有尾大不掉之势。因此，很有人主张朝廷应该收权，督抚应该抑制。这本是既定的主张，做得也很顺利，但丁宝桢表示的态度，也就等于代表了所有督抚的态度。特别是直隶总督李鸿章，他跟丁宝桢是同年，交情一向很好。这次丁宝桢由山东入觐，李鸿章特遣专差，迎接到天津，盘桓了好几天。谈到做督抚的甘苦，必然会议论此案，认为朝廷过分而为杨昌濬不平。所以丁宝桢敢这样公然指责刑部，至少背后有李鸿章在支持。

    这一来，属于直隶的好些京官，有些不安了。因为督抚权重，则小民往往受苦，李鸿章声威赫赫，如果不稍微制他一制，令出如山，百姓更无陈情的余地。所以籍隶安丘，曾经奏请将此案提交刑部审问的边宝泉，拟了一个奏折，特意请他的姻亲王昕出面呈递。

    他所以这样做，有两个原因。第一，已经上过一个很严厉的折子，赓续再上，会使人怀疑，他是有意跟什么人过不去；第二，王昕是苏州人，现任江南道御史，由他出面，多少可以表示，主张裁抑督抚的权力，是直隶言官的公意，李鸿章便会有所警惕。

    这道奏折，开宗明义就指出：“臣愚，以为欺罔为人臣之极罪，纪纲乃取下之大权，我皇上明罚敕法，所以反复求者，正欲伸大法于天下，垂炯戒于将来，不止为葛毕氏一案，雪冤理枉已也！”

    接下来，笔锋就针对着杨昌濬与胡瑞澜了。他说：“伏查此案，奉旨饬交抚臣详核于前，钦派学臣复审于后，宜如何悉心研鞫，以副委任。万不料徇情枉法，罔上行私，颠倒是非，至于此极！现经刑部勘验，葛品莲委系因病身死，则其原定招供证据，尽属捏造，不问可知。夫借一因病身死之人，罗织无辜，锻炼成狱，逼认凌迟重典，在刘锡彤固罪无可逭，独不解杨昌濬、胡瑞澜身为大臣，迭奉严旨，何忍朋比而此也！”

    以下分论杨昌濬与胡瑞澜的罪状，看起来是对胡瑞澜责备较严，其实耸动听闻，还是对杨昌濬的指责来得厉害。

    指责胡瑞澜是心术不端，道是：“胡瑞澜承审此案，严审逼供，唯恐翻异，已属乖谬；而其前后复审各折片，复敢枉易负气，刚愎怙终！谓‘现审与初供虽有歧异，无关罪名出入，并请饬下各省，著为律令’，是明知此案，尽属子虚，饰词狡辩，淆惑圣听，其心尤不可问！”

    指责杨昌濬则是目无朝廷，正是意在裁抑封疆大吏的主旨所在。他说：“杨昌濬于刑部奉旨行提人证，竟公然斥言：‘应以正犯确供为凭，纷纷提解，徒滋拖累！’是直谓刑部不应请提，我皇上不应允准。此其心目中尚有朝廷乎？”

    对这两段诛心之论，还有进一步的解释，措辞严厉而尖刻，是打动听闻的紧要所在：“臣揆胡瑞澜、杨昌濬所以敢于为此者，盖以为两宫皇太后垂帘听政，皇上冲龄践阼，太平未及亲裁，所以藐法人君，肆无忌惮。此其罪名，岂比寻常案情，专就故入、误入、已决、未决、比例轻重也！”

    这是说，胡、杨二人的罪名，已超越司法，而有欺侮“孤儿寡妇”之嫌，换句话说，便是有“不臣之心”，这样的措辞，不独胡瑞澜、杨昌濬吃不消，而且对丁宝桢、李鸿章等有权的督抚，及帮胡、杨说话的人，亦有杜口的作用。尤其是各省督抚，谁要说胡瑞澜、杨昌濬做得不错，谁就是跟胡、杨一样，也是在欺侮“孤儿寡妇”。认真追究心迹，可以替他们带来极大的麻烦。

    下面再转回司法，追溯近年的京控案件：“臣唯近年各省京控，从未见一案平反。该督抚明知其冤，犹以‘怀疑误控’奏结；又见钦差办理事件，往往化大为小，化小为无，积习瞻徇，牢不可破。”

    但亦有例外，而例外别自有故：“唯有四川东乡县一案，该署督臣文格，始为回护，继而检举，设非此案在前，未必不始终欺罔。”原来四川东乡县的一件命案，藩司署理总督的文格，起先亦如杨昌濬那样，一意回护审问有误的部属；及至看到杨乃武一案，京控获准，心存警惕，怕刑部亦会照样办理，驳下来复审，因而自动检举部属的错误。这就是所谓：“设非此案在前，未必不始终欺罔！”接下来就自然有了了解：“可见朝廷举动，自有风声；转移之机，正在今日。”这就是说，朝廷如果措置严峻，各省自会畏惧；

    如今难得有一个将督抚的权力转移到朝廷，司法的风气由徇庇转移为公平的机会，不可以错过。

    以下便是总结，陈明上奏的目的：“臣亦知此案于奏结时，刑部自有定拟，朝廷必不稍事姑容。唯念案情如此支离，大员如此欺罔，若非将原审大吏，究出捏造真情，恐不足以昭明允而示惩儆！且恐此端一开，以后更无顾忌，大臣若有朋比之势，朝廷不无孤立之忧！臣惟伏愿我皇上赫然震怒，明降谕者，将胡瑞澜、杨昌濬瞻徇欺罔之罪，予以重惩，并饬部臣秉公严讯，按律定拟。”

    这道固封的奏折，由内奏事处上达深宫，已是腊月二十六，离除夕只有三天的工夫。大小衙门虽已封印，但清朝的家法，皇帝处理政务，无问寒暑，不问季节，哪怕大年初一，亦无例外；垂帘听政的两宫太后，也是如此，在急景凋年之中，照常批阅奏折，召见军机。

    东宫长于德，西宫优于才，看奏折是慈禧太后的事。不过，小事虽由慈禧太后径自裁决，大事仍旧跟慈安太后商量。像王昕的奏折，当然属于大事，所以慈禧太后特地派太监将慈安太后请了来，拿奏折念给她听。

    念到“大臣倘有朋比之势，朝廷不无孤立之忧”时，慈安太后亦悚然动容了。商量结果，两个人的意见相同，都主张严办。

    因此，第二天便有上谕：“御史王昕奏：大吏承审要案，任意瞻徇，请予严惩一折，据称浙江余杭县民人葛品莲身死一案，原审巡抚杨昌濬，复审之学政胡瑞澜，瞻徇枉法，捏造供词，请旨严惩等语。人命重要，承审疆吏及派审大员，宜如何认真研鞫，以成信谳！各省似此案件甚多，全在听断之员，悉心研鞫，始得实情，岂可意存迁就，草菅人命？此案业经刑部复验，原讯供词，半属无凭。究竟因何审办不实之处？

    着刑部彻底根究，以期水落石出，毋稍含混。杨昌濬、胡瑞澜等应得处分，俟刑部定案时，再降谕旨。”

    这是一道“明发之谕”，人人可以看得到，有人称快，有人发愁。逗留在京，打算过了年等结了案再回浙江的袁来保，一看有此上谕，不免为杨昌濬担心，当即找到浙江驻京的提塘官，请他派人将王昕的原奏连同上谕，尽快送回浙江。

    最快的途径，便是由天津上海轮，经上海到杭州。但一来一往至少亦须二十天。到了第二年——光绪三年的元宵，杨昌濬派了人来了。

    派的是他的一个亲信，携带重礼，遍送军机大臣及刑部的堂官与承审本案的司官。袁葆恒与绍祺辞而不受，浙江司的三司官，亦复如此。见此光景，桑春荣与皂保等人亦就不敢受礼了！

    一开印，翁曾桂便即着手草拟复奏。动笔之前，先跟林拱枢与刚毅商量，杨昌濬与胡瑞澜应该得何罪名？

    “照例，一二品大员应得处分，应该请旨。不过，处分根据罪名而来，事实上等于我们在定拟处分。”

    翁曾桂说，“失入固然不可，失出亦非所宜！此案观瞻所系，务必斟酌至当，请教两位老兄的高见，宗旨定了，我才好下笔。”

    “原奏指杨中丞目无朝廷，在刑部来说，是题外之话。”林拱枢答说，“照我看，我们只能就事论事，不涉其他。”

    最后商量定规的三点宗旨是：第一，案子一定要弄清楚，疑问一定要有明白的解释。第二，就事论事，不涉其他。第三，从刘锡彤到杨昌濬，能够开脱的尽量开脱；如果证凭确凿，亦就无所用卫护。

    接着，又将职司分配了一下，翁曾桂主稿草拟复奏，亦就是草拟全案的判决书；林拱枢负责整理供词，查看律例；刚毅则主持审判，因为案情虽然已很明白，但犹有许多疑问，必须澄清，譬如葛品莲病死的经过之类。

    这样一面审，一面草拟复奏，到了二月初，终于可以结案了。翁曾桂的复奏，洋洋洒洒，何止万言之多。光是叙述案发经过到胡瑞澜奉旨复讯，以至王书瑞、边宝泉等人的参奏，首尾之间，就花了许多笔墨。

    最要紧的部分，当然是刑部提审的经过，首先是提出疑问：“臣等自提到犯证宗卷，先将全案详加综核，因其谋毒本夫，虽属秘密，总由恋jian情热而起，何以学政讯时，王心培供词，坚称未见杨乃武到过葛家；且沈喻氏控县原呈，亦未提及杨乃武一字？钱宝生卖砒霜既系杨乃武在杭州府供出，自当提到钱宝生与杨乃武质审，何以仅在余杭县传讯取结，即行开释？葛品莲果系毒发身死，沈喻氏当时即应看出情形，何以事隔两日，始行喊控？案情种种可疑，虚实亟应根究。”

    接下来便应解决关键性的疑问，即是葛品莲到底中毒也未。复奏上说：“讯出银针颜色未经擦洗，仵作门丁互执尸毒，则县官之相验未真。钱宝生出结，系幕友函嘱、生员劝诱，则砒毒来历未确。当经奏提葛品莲尸棺到京，复加检验，骨殖黄白系属病死，并非青黑颜色，委非中毒。取具原验知县、仵作甘结，声称‘从前相验时尸已发黑，致辨认未确，误将青黑起泡，认作服毒’。讯据尸亲邻佑人等，佥称尸身发变，由于天气晴暖。检查学政七月间讯取沈体仁供词，亦有‘天热’之语，是原验官仵作称因发变错误等情，尚可凭信。”

    这是确定了葛品莲病死而未毒死，初次相验时，辨认不真。何以辨认不真，是否知县意图索贿？这一点，对刘锡彤的关系甚大。如果意图索贿，则是有意失之，罪在不赦；倘无此动机，就是无心之失，情有可原之处。翁曾桂这一层上头，很帮刘锡彤的忙。他说：“复经提犯环质，得悉全案颠末，历历如绘，臣等诚恐原审各员，有怀挟私仇勒索教供情事，讯据杨乃武，坚称伊与知县及役吏人等，素无干涉事件，毫无嫌怨；研诘刘锡彤，供与杨乃武无仇，实系葛毕氏自行诬报。且杨乃武于十一日夜间甫经到案，次日即行详革，如果意在索诈，自必缓办详文，既欲挟案索赃，断不肯未及十日，即行解府，审办委无勒诈重情。质之杨乃武，亦称前供串诬索诈等情，系因图脱己罪，捏词妄诉，并无其事，实不能指出诈赃确据。”

    妄供杨乃武买砒霜一节，更应有详细的交代：“并据葛毕氏供：因县官刑求与何人来往谋毒本夫，一时想不出人，遂供将从前同住之杨乃武供出，委非挟嫌陷害，亦非官役教令诬报。并据刘锡彤供称，卖砒霜之钱宝生，系凭杨乃武所供传讯，如果是伊串嘱，断无名字不符之理。现经钱宝生之母钱姚氏供称：伊子名钱坦，向无‘宝生’名字；铺伙杨小桥供亦相同，可为杨乃武畏刑妄供之证。”

    “至原题据陈鲁、刘锡彤会详，有沈喻氏向葛毕氏盘出听从杨乃武谋毒情由报验一节，检查沈喻氏控县初呈，并无是语。严鞫刘锡彤，供称因沈喻氏在杭州供有是话，率谓该氏原报不实，遂凭现供情节叙人详稿，致与原呈不合，委无捏造供词情事。提质沈喻氏供认府谳时，曾妄供有盘出谋毒报验之语，与刘锡彤所供尚属相符。反复推究，矢口不移。”

    因此可以下一结论：“是此案刘锡彤因误认尸毒而刑逼葛毕氏；因葛毕氏妄供而拘拿杨乃武；因杨乃武妄供而传讯钱宝生；因钱宝生被诱捏结，而枉坐葛毕氏、杨乃武死罪。以致陈鲁草率审详，杨昌濬照依起结，胡瑞澜迁就复奏，历次办审不实，皆轻信刘锡彤验报服毒，酿成冤狱，情节显然。先后承审各员，尚非故勘故入，原验官仵作，亦无有心捏报情事。”

    至于杨乃武与小白菜的jian情，为起祸之因，不能不作说明：“至杨乃武与葛毕氏同住逼jian等情，检阅浙江案卷，供吐明晰，似非无因。屡经详审杨乃武、葛毕氏，坚不承认；质讯沈喻氏、喻敬添等，佥称葛品莲仅见杨乃武与葛毕氏不避嫌疑，教经同食，料有jian私，并未撞破等语。既无jian所捕获确据，律有‘不准指jian’明文，应毋庸追究，照例勿论。”

    叙毕案情，判明责任，自然依律定罪，是从余杭县仵作沈祥开始：

    一、沈祥，“率将病死发变尸身，误报服毒，致入凌迟重罪，殊非寻常疏忽可比，合依检验不实，央入死罪，”但以职位低微，“照例递减四等，拟杖八十，徒二年。”

    二、已革余杭县知县刘锡彤，“虽讯无挟仇索贿情事，惟始则任听仵作草率相验，继复捏报擦洗银针，涂改尸状，及刑逼葛毕氏等诬服；并嘱令章浚致函钱宝生，诱勒具结，罗织成狱，仅依‘失于死罪未决本律’拟结，殊觉轻纵，应请从重发往黑龙江效力赎罪。”

    三、杭州府知府陈鲁，“于所属州县相验错误，毫无觉察，及解府督审，凭刑讯供，具详定案；复不亲提钱宝生究明砒毒来历，实属草菅人命。应依‘承审官草率定案，证据无凭，枉坐人罪’例，拟革职。”

    四、宁波府知府边葆诚，嘉兴县知县罗子森，候补知县顾湛恒、龚世潼，“经学政委审此案，未能彻底根究，拟革职。”

    五、候补知县郑锡滜，“系巡抚派令密查案情，并不详细访查，率以无冤无滥，会同原问官含糊禀复，拟革职。”

    六、浙江按察司蒯贺荪，“失入死罪，本干律例，业已病故，免议。”

    七、刘锡彤门丁沈彩泉，“在尸场与仵作争论，坚承砒毒，实属任意妄为，合依‘长随倚官滋事，怂令妄为，累及本官罪至流者，与同罪’律，拟杖一百，流三千里。”

    八、沈喻氏，“因伊子速死可疑，喊求相验，并未指供何人谋毒，与诬告人谋死人命不同；且府谳时陈明，妄供盘出谋毒各情，系由痛子情切所致，应与‘诬告人死罪未决，满流加徒律’上量减一等，拟杖一百，徒四年。”

    九、训导章濬即章抡香，“系余杭县幕友，受刘锡彤之托，向钱宝生药铺函嘱，亦有未合，革去训导。”

    十、陈湖即陈竹山，“劝令钱宝生诬认卖砒，本干律议，业经监毙；应与在籍病故之钱宝生，均毋庸议。”

    这些人的罪名，翁、林、刚三人，一致同意。此外还有五个人，应作何处置，可就意见不一了。反复辩论，总算又有三个人有了着落，第一个刘锡彤的长子，虽然许多地方都隐隐约约牵涉在内，但既已在福星轮遭海难时葬身鱼腹，不必再议。

    另外两个是杨昌濬与胡瑞澜。一二品大员有罪，应得处分，定制，除了奉旨交议以外，不得擅拟。但指出的罪名，为处分的依据，仍旧大有关系。刚毅主张从严，拿王昕所指责的那些话，叙入文内；但翁曾桂认为事实应该分明，而语气不妨平和；最后由林拱枢折中，才决定这样措辞：“浙江巡抚杨昌濬，据详具题，不能查出冤情，京控交审，不能据实平反，意涉瞻徇。学政胡瑞澜，以特旨交审要案，所讯情节，既有与原题不符之处，未能究诘致死根由，详加复验，草率奏结，几致二命惨罹重辟。惟均系大员，所有应得处分，恭候钦定。”

    这一来，大费躇踌的只有两个人了：一个杨乃武，一个“小白菜”葛毕氏。

    “这两个人有没有罪呢？”承办之司官不断这样自问问人，最后意见取得一致，是有罪的。小白菜的罪状是，不该诬供！虽然此诬供是出于万不得已，但诬供杨乃武授予砒霜，则杨乃武就大受其害。因为意图自己免刑，而累及他人，这是从任何方面来说，都不能免除责任的，所以有罪。

    杨乃武的情形，亦相仿佛。同治十三年四月，他为了想翻案，在狱中自己做了一个亲供，指称“葛毕氏串诬，问官刑逼”，固然无足为非，但说“有何春芳在葛家顽笑，余杭县长子令阮得索诈”等情，并无证据。其后自己在浙江司供认“图脱己罪，捏词妄诉”，这“妄诉”就是杨乃武的罪名。虽然何春芳、阮得等人，并未受到牵累，但不能不说他是做了一件律法所不许的事。

    不过，有罪是一回事，能不能原宥又是一回事。而原宥到如何程度，更是需要衡情度理、斟酌至当的一件事。为此，翁、林、刚三人商量过好几次，但看法不一，总无结果，而复奏的限期，却一天一天地越逼越近了。

    于是，翁曾桂说：“我们拣一个比较闲一点的日子，下定决心，把这一案做个结束。”

    “哪一天都忙，要特意找闲日子，除非封印以后。”刚毅性子急，“拣日不如撞日，就今天，咱们拼着一宵不睡，也得弄完它。”

    当时约定，由翁曾桂做东，在他家晚餐，饭后烹茗剪烛，摊开案卷，开始作最后一次的研究。

    “我们先谈杨乃武。”翁曾桂说，“诬指平人，有违定制，依律应杖一百。这一点，两位都同意了？”

    “是的。”林拱枢答道，“子良跟我都同意。”

    “已经受过好些酷刑，再打一百板子，恐怕舆论不服。”

    “在法言法！”刚毅很快地说，“管什么舆论？”

    “不然！”林拱枢的声音缓和，而语气却很坚决，“刑期无刑，舆论不能不顾，否则，就不能收儆戒之效。”

    一上来意见就相左，翁曾桂怕闹成僵局，急忙自我转圜，“我说错了，不是谈舆论，还是论法。”他问，“法有可原否？”

    “谈到这一点，”刚毅让步了，“当然有可原之处。”

    “那就是了。”

    “如何原谅，”林拱枢说，“大有出入。若说因为受刑已多而免责，这话当然也说得过去，可是，杖责宽免了，杨乃武的举人呢？”

    “举人？”刚毅不解，“什么举人？杨乃武的举人不是已革掉了吗？”

    “就因为革掉了，才有疑问。”林拱枢想了一下说，“我作个比方，譬如甲欠乙一笔钱，乙又毁坏了甲的一样古董，如今乙不要甲还那笔钱了，可是毁坏了人家的古董，不应该赔吗？”

    “那就两下扯个直好了！”

    “对了！扯个直就是个理由。”

    “好了！”翁曾桂提笔说道，“我赞成这个理由。”

    接着，他在纸上写下来：“杨乃武诬指各节，虽因图脱己罪，并非有心陷害，究系狱囚诬指平人，有违定制，律应杖一百，业已革去举人，免其再议。”

    “这很顺利。”翁曾桂很高兴地说，“再谈葛毕氏，作何处置？”

    “若说情有可原，她比杨乃武更值得同情。纤纤弱质，在拶指敲打之下，何求不得。我觉得决不能再对她有何处置了。”

    “不然！”这一次是刚毅驳林拱枢，“依律而论，她比杨乃武的罪，重得太多！”

    “是的。”翁曾桂附议，“难就难在这里。”

    翁曾桂指出，本案有三个人诬告，一个是葛品莲的生母沈媒婆——沈喻氏，怀疑儿媳行为不端，与葛品莲的死因有关；一个是杨乃武，在狱中所做的亲供，说余杭县长子到他家索诈等；再一个就是小白菜。

    小白菜并非首告杨乃武，而在供词中“咬”出杨乃武，即与诬告无异。按她的诬告性质来说，似乎与杨乃武相似，都是情急无奈，但此一诬告所应负的责任，亦即从诬告的后果而论，应该与她的婆婆相比附。

    “诬告反坐”，是多少年来不变的一个宗旨。所谓“反坐”，就是告人家什么罪名，判了什么刑，如果审明的是诬告，就应该受什么刑。其间又分已决、未决，诬告获准，被诬的人已经判决，并已处刑，后来发觉诬告，判刑必重。譬如诬告他人为盗，因而判了死罪，并已处决，则诬告的人，照道理说，应该偿命；如果未决，则错误比较易于弥补，诬告的人的罪过就轻得多。

    杨乃武诬告之罪轻，则因为第一，所诬的罪不重；第二，审明诬告，并没有人受害，即是未决。再看沈媒婆，情形就不同了。

    对沈媒婆所拟的罪名是：“因伊子速死可疑，喊求相验，并未指供何人谋毒，与诬告人谋死人命不同；

    且府谳时陈明，妄供盘出谋毒各情，系由痛子情切所致。”看来是十分可原谅的事，但仍旧判了四年的徒刑，可说很重，何况是在丧子以后，又入囹圄，处境更为悲惨。

    “然而这是没法子的事！”翁曾桂说，“沈媒婆请县官相验没有错，错在杭州府那一堂，明知砒毒之说，大成疑问，居然供称，如何向儿媳妇盘问，逼出她如何下毒的情形，完全是撒谎。这一下不但是诬指她的儿媳，间接亦等于诬告杨乃武。结果，杭州府判了一个凌迟，一个斩决，这诬告的关系太重，所以判沈媒婆徒刑四年，是她罪有应得。”

    这番分析，刚毅自然同意，林拱枢亦无话说。从而想到小白菜的诬指杨乃武授予砒毒，足以致人于死，而且亦已判了死罪，是为“已决”，情况与沈媒婆相同，则诬告之事，亦应同科。

    “话虽如此，若要再判小白菜入狱，这是无论如何说不过去的事。”林拱枢说，“大家都以为这个冤狱已经平反了，而结果如此，观念一定大变。刑法不能收教化警劝之效，又何贵乎有此刑法？”

    这话将刚毅也打动了。他一向重视执法惟严，但更重视个人声名。如果这件大出风头的事，一变而为遭人唾骂，他是怎么样也不能甘心的。

    “可是，在法理上也要交代得过去。”翁曾桂说，“我们三个人办这件案子，花的心血不少，凡是想得到的疑问，固然都有解释；就是一般人容易忽略的漏洞，我们亦都一一找到，究问到底，确可以毫无愧怍地说：已做到了‘毋枉毋纵’四个字。但如小白菜的应得罪名，略而不提，未免轻纵，就有瑕疵为人指摘了。”

    “不是轻纵，是情有可原！”

    “对！”翁曾桂接着林拱枢的话说，“不过，情有可原，也得有个理由啊！”

    到此地步，意见才算趋于一致。但是，要找个情有可原，而且原谅到可以免罪的理由，却非易事。因为，不是很正当的理由，是站不住的。

    苦思久久，终于是刚毅突有灵感——是从一个疑问上牵引出来的。他问翁曾桂和林拱枢：“小白菜熬不住刑，只求能够免于受苦，一切后果，皆所不问，这话不错。但个人死生固无所顾惜，牵扯到别人，总要转一转念头，譬如，有人告我是江洋大盗，问官刑讯窝家是谁？我总不会说是翁某人或林某人吧！”

    “你的意思是说，”翁曾桂反问，“小白菜为什么不咬别人，而咬杨乃武！”

    “对！”

    这一下，翁、林二人也恍然大悟了！小白菜不诬指他人授毒，而指杨乃武，当然因为本有jian情之故。

    照此说来，就是情有可原了！换句话说，倘无jian情，平白受诬，致人于大辟极刑，则是万不可原谅的一件事了。

    “好吧！”翁曾桂向林拱枢说，“有jian情一节，势非叙入不可。”

    林拱枢原来的主张是，妇女以名节为重，暧昧之事，既然双方都不肯承认，而依律例又不准“指jian”，则杨乃武与小白菜的jian情可以略过。如今既有诬指无辜须受重刑的关系在内，替小白菜设想，两害相权取其轻，林拱枢只好放弃原来的主张了。

    于是，仍由翁曾桂动笔，将小白菜的罪名拟为：“葛毕氏提供杨乃武商会谋毒本夫，讯由畏刑所致，唯与杨乃武同居时不避嫌疑，致招物议，众供佥同，虽无jian私实据，究属不过妇道，拟杖八十。”

    虽说“杖八十”，事实是可以宽免的。林拱枢对“虽无jian私实据”这一句，颇感满意，认为这样处置，应该说是非常公道的了！

    奏稿呈上堂，桑春荣与皂保都不肯即时画行，托词原奏太长，而案情复杂，关系重大，需要细看，一搁搁了五六天。

    事实上是怎么回事，大家都知道。刚毅还想去催问，翁曾桂认为不必，复奏的限期一到，自然会发下来，此时不妨静以观变。

    这样迁延到二月初，袁葆恒与绍祺二人，忍不住发话。桑春荣与皂保无奈，只好将奏稿画行，缮正呈递，不过另外录了一个副本，送交宝鋆。

    宝鋆所关心的只是刘锡彤。但案情有连带关系，定罪亦互相比附，除非有特殊原因，不能将同案犯人的某一个判得过轻或过重。因此，宝鋆要帮刘锡彤的忙，只有一个办法，为杨昌濬与胡瑞澜设法减轻处分。

    这两个人的官阶最高，他们的处分一轻，以下就会照比例连带递减，如果能做到这一点，刘锡彤就可望不致充军。

    于是，找个私下相处的机会，宝鋆将这一案的结果，细细告诉了恭王，然后表示他的看法：“杨石泉怕会革职。果然如此，处分嫌重了一点，而且容易引起误会。”

    这是怕引起左宗棠的误会。第一，杨昌濬是左宗棠手下的大将，拿他革职，仿佛是对左宗棠的打击；

    其次，左宗棠为了筹饷方便，一直想扩张地盘，前几年甚至攻掉了他的亲家广东巡抚郭嵩焘，奏保他的亲信蒋益澧继任。不久，蒋益澧落职，广东巡抚这个肥缺，仍然由朝廷控制，而左宗棠就只剩下浙江一个地盘，似乎应该为他保留。

    恭王与宝鋆的私交特厚，益应为他进言。因此，当两宫太后每日照例召见军机，谈到这一案的处分时，他便替杨昌濬求情。

    “杨昌濬罪名甚重，不过左宗棠西征，用兵正在要紧的时候，如果拿杨昌濬革了职，于左宗棠的面子上，似乎不好看。朝廷优容勋臣，可否请两宫太后格外加恩，从宽处分，将杨昌濬革留。”

    “革留”是“革职留任”的简称。这个处分，看似严重，其实甚轻，远比降级来得便宜。因为一降了级，要按部就班升回原来的品级，得要相当的时间；而“革留”则只要找个机会，随时可以撤销，尤其是封疆大吏，这种机会甚多，譬如剿平一股土匪，照例报奖，“革留”的处分便可轻易消失。所以恭王作此建议，当然是帮了杨昌濬极大的忙。

    无奈两宫太后已经商量过了，认为刑部所审出的情节，颇为明确，而王昕的奏折，更觉动听。此时便由慈禧太后回答恭王，“六爷，”两宫太后对行六的恭王，在比较随便的场合，都是用这个称呼，“左宗棠的面子上不好看，咱们另外想法子帮他补过来，杨昌濬可是非革职不可！不然，言官还会说话。”接着，慈禧太后朗诵王昕折中奏的警句：“大臣倘有朋比之势，朝廷不无孤立之忧！”

    “大臣”不分内外。如果军机大臣为督抚缓颊，亦就是“朋比之势”，恭王心生警惕，只好答应一声：

    “是！”又说：“胡瑞澜的处分，也要请旨。”

    “当然也是革职。其余的，都照刑部所拟定罪。你们写旨来看。”

    于是，军机章京立即承旨写了一道上谕，送呈两宫太后看过，当天便由内阁明发，牵延了三年有余一件大冤狱，终于正式昭雪了！

    上谕中说：“前因给事中王书瑞奏，浙江复讯民人葛品莲身死一案，意存瞻徇，特派胡瑞澜提讯，据该侍郎仍照原拟具奏，经刑部以情节歧异议驳，旋据都察院奏浙绅汪树屏等联名呈控，降旨提交刑部审讯，经刑部提集人证，调取葛品莲尸棺，验明实系因病身死，并非服毒，当将相验不实之知县刘锡彤革审。并据御史王昕所奏，承审大员，任意瞻徇，复谕令刑部彻底根穷。兹据该部审明定拟具奏，此案已革余杭县知县刘锡彤，因误认尸毒，刑逼葛毕氏、杨乃武妄供因jian谋毙葛品莲，枉坐重罪，荒谬已极！着照所拟从重发往黑龙江效力赎罪，不准收赎。

    “前杭州知府陈鲁，于所属知县，相验错误，毫无觉察，并不究明确情，率行具详，实玩视人命。宁波府知府边葆诚，嘉兴县知府罗子森，候补知县顾湛恒、龚世潼，承审此案，未能详细讯究，草率定案；

    候补知县郑锡滜，经巡抚派令密查案情，含混禀复，均着照所拟革职。

    “巡抚杨昌濬，据详具题，既不能查出冤情；迨京控复审，又不能据实平反；且于奉旨交胡瑞澜提讯，复以问官并无严刑逼供等词，哓哓置辩，意存回障，尤属非是！侍郎胡瑞澜，于特旨交审要案，所讯情节，既与原题不符，未能究诘根由，详加复验，率行奏结，殊属大负委任。杨昌濬、胡瑞澜均着即行革职，余着照所拟完结。

    “人命重案，罪名誉出入攸关，全在承审各员，悉心研鞫，期无枉纵。此次葛品莲身死一案，该巡抚等审办不实，始终回护，几至二命惨罹重辟，殊出情理之外。嗣后各直省督抚等，于审办案件，务当督饬属员，悉心研究，期于情真罪当，不得稍涉轻率，以副朝廷明慎用刑至意！”

    一案之中，坏了九颗顶戴，实在耸人听闻。所以上谕一发，茶坊酒肆，无不以此为话题。有人以为复审的知府、知县，一例革职，有欠公平，其中陈鲁与郑锡滜所负的责任更重！如果说，陈鲁在小白菜与杨乃武诬供之后，能够传唤钱坦到堂，与杨乃武对质，案情真相，即不难由此大白。而郑锡滜奉令密查，竟与被查的刘锡彤勾结在一起，以致杨昌濬耳目为之所蔽，一错再错，更是大负委任，说起来，杨昌濬的前程，一半断送在他手里。

    当然也有人觉得刘锡彤可怜，革职固是罪有应得，充军则“年逾七十”，本应格外邀恩，而律例反有“不准收赎”的规定，未免太不合理。

    原来赎罪分为三种，有一种叫“收赎”，凡是老幼残废以及妇女，都适用这个规定。但罪犯年在六十九以下，判刑服役，到了七十岁，便准收赎；而七十岁以上犯罪，反而与规定不合，不准收赎。因此，宝鋆除了厚赠川资以外，对刘锡彤别无可以援手之处。

    也就是因为这个“收赎”的规定，沈媒婆跟小白菜，都可以免予杖责。照规定杖六十，赎罪银三两，以后每十杖加银五钱。婆媳二人各杖八十，每人缴四两银子，便可无事。

    这八两银子是谁来替她们缴纳，却成了疑问。因为这场官司打下来，被牵连在内的人，无不大受其累。

    沈媒婆的丈夫沈体仁，小白菜的亲娘喻师母，以及葛品莲的房东，喻家的亲戚王心培，在刑部过堂以后，因为京中居，大不易，早就搭“回家”的粮船，沿运河回杭州，转余杭了。葛、毕两家，京里举目无亲，刑部浙江司与提牢厅，要发落沈媒婆、小白菜婆媳，竟不知道该通知谁来领人。

    好的是浙江押解葛品莲尸棺的委员，候补知县袁来保还在京里。翁曾桂把他找了来，会同提牢厅先办了一个交代，余杭县的仵作沈祥，刘锡彤的门丁沈彩泉，一个徒刑两年，一个杖一百，流亡千里，都该带回浙江去执行。

    再是葛品莲的尸棺，也要由袁来保领回。至于在监病毙的陈湖，并无家属在京，当然不会有人替他盘灵回籍，由刑部通知大兴县，找块义冢地，埋掉算数。然后，就要谈到沈媒婆、小白菜婆媳了。

    “沈喻氏、葛毕氏婆媳，你也领了回去。”翁曾桂说，“折赎银八两银子，你可以报公账；如果真不能报，部里同仁替她们代纳，亦无不可。总之，人你要领回去。”

    “八两银子小事，人我不能领回去。”袁来保拱拱手说，“违命之处，请见谅！”

    这个回答，大出翁曾桂意外，当即问道：“为什么不能领人？”

    “领了回去，我怎么办？一直要送回余杭。这婆媳两个，可以搭运尸棺的船回去，一路上的伙食用途，也还好想办法，就是责任太重了！我担不起。”

    “责任？”翁曾桂不解，“什么责任？”

    “阁下请想一想，葛毕氏经过这一场磨难，万念俱灰，可能有轻生的念头。这一路回去，想到前路茫茫，又伴着一具棺材，触景生情，随时会寻死。”袁来保紧接着说，“运河又不曾加了盖子，不知道哪一天晚上投了河，连个尸首都没找处，那一来，不是我要打人命官司了。”

    “这一点，可以预先开导她！想来她忏悔宿业之不遑，哪里还会再来害你？要寻死，又何必不回到余杭再死？”

    “好！这话就算不错。不过，阁下还要想到，‘小白菜’三字，天下皆知，在我船上，就等于挂了一块活招牌。而况她虽经牢狱之灾，依旧丰姿嫣然。这运河上很有几个难惹的码头，万一招蜂引蝶，或者土豪劣绅，见色起意，有所图谋，那时，即使小白菜不想害我，也不成啊！”

    “这番顾虑，倒也不可不有，不过，老兄也要替我们在公事上想想。”翁曾桂说，“浙江的案子，浙江的人犯，我们当然只有找浙江的委员，老兄，你倒设身处地，你我易地而处，是不是也只有这一个办法？”

    “是！是！我亦并不推诿责任，等我去筹一个办法，明后天再来接头。今天，要我领人，实在为难。”

    翁曾桂无奈，只好暂且答应，不过，定了一个限期——限期甚促，只得一天。袁来保也是老公事，知道刑部有刑部的难处，罪犯已奉旨处分，而仍系狱，易于引起流言，以为承办司官，有所留难勒索；倘或有言官闻风言事，奏上一本，势必奉旨查办。即令真相不难解释，亦已惹上麻烦。所以亦是无可奈何地承诺了这个限期。

    就在这时候，想到了一条路子，立即问道：“请问，杨乃武可曾开释？”

    “还没有！此案当然先要跟老兄接了头，才谈得到其他。”翁曾桂说，“杨家亲属，今天一大早就来了！现在跟老兄已经谈好，杨乃武马上就可以释放。”

    “不！不！没有谈好，没有谈好！”袁来保乱摇着手说。

    翁曾桂不悦地质问：“你怎么言而无信？”

    “噢，噢，”袁来保歉然赔笑，“我话说得太急，以致阁下误会。我请阁下帮个忙，跟杨家领人的亲